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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一次专题培训开班仪式上，陈国强院长作了如下即席发言。各位同道，各位青年先进：首先，我要真心祝贺在座的青年医师能从双“百人”计划和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的遴选中脱颖而出，获得医学院力所能及的支持。不过，今天口头上的祝贺，也许是客套的，关键还得看，在获得医学院有限的资助之后，你们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最好的祝贺也许是在十年以后，而不是现在。“激”出来的临床研究新体系前面的几位，讲的时间比较短。现在，我想推心置腹的与大家聊聊。我也不知道聊多少时间，估计不会太短。我主要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医学院为什么要花上亿的经费，来推出双“百人”计划和多中心临床研究。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几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更促使我去认真思考一些问题。大家知道，今年是我做院长的第六个年头。如果是4年一届的话，如果没有意外，再做2年，我就完成了两届，按规矩必须退下来，我也想退下来，安心去做我喜欢的研究工作。因此，我希望再做一些功成不在于我的事情。第一个“刺激”是，我刚做院长不久，我们正在进行第一次二级教授评选。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绝对属于我的老师，他二级教授没有评上，很恼火，就来找我。他说：“小陈，你还年轻，在上海滩，这个方面的外科手术我绝对是NO.1的”。我回答他，“我相信你是NO.1，但是我不是评委，你没有被评上，我也感到难过。”他接着说：“学校请的专家不对，他们对我不好，排斥我。”我说：“我把你的PPT拿过来看了，你第一张PPT就告诉专家们，这些年每年都要做1000多例的手术，五年将近七千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说，你应该告诉专家，在一年一千多例手术当中，手术种类是什么?如果做了一千例疝气，或是做了一千例阑尾炎也给你二级教授?他说：“我这一千多例，99%都是高难度的四类手术。”我接着说：“那你还得告诉专家，这么多的四类手术做下来生存率怎么样，如果生存率一般，那还能不能得二级教授?”他回答我：“我做的手术，五年生存率都很好。”我问他：“你跟谁比的呢?如果国内平均五年生存率是52%，而你做下来是58%，那我觉得你就很好。”他说：“国内一般在52%，而我的估计达到70%。”我就追问：“那你为什么不讲呢，你为什么不把结果在权威杂志上发表呢?如果把你这五年来，五千多例病人的诊断分期、手术方式、辅助治疗、术后追踪和术后生存率等等做一些临床研究，总结出来，如果效果比国内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甚至与发达国家持平，不就说明问题了吗?”他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小陈，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领导让我们干临床研究，领导没有让干，我们也就只注重开刀了。这位医生绝对是我的老师，当时已经近60岁了，他觉得当初领导没有让他干临床研究，因此，他只知道开刀。后来我答应他，明年也不要申报了，别伤了自己的心情。实际上，几级教授有点无聊，都是面子上的事情。我答应，每年中秋节，我校长自费单独请他吃饭，这也算面子吧!连续几年，直到今年，每年中秋前2周，老师都要提醒我中秋快到了。我再忙也信守了我的承诺。这个故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想，难道我们进入21世纪，我们面对这么多年轻人，难道我们还永远停留在做一个“开刀匠”吗?要知道，我们不是基层医院，我们有义务产生一批医疗成果，推广并惠及基层医院呀!如果没有规范的临床研究，如何实现分级诊疗体系，如何让我们的大医院“减负”呢?第二个“刺激”来自于我们临床医学学科整体实力领先与亚专科实力式微之间的强大张力。就医学院来说，连续七年，我们的自然基金数排全国医学院校第一，我们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同样排全国医学院校第一。自豪吧?我们应该自信，我们的整体临床实力很强。我有时调侃说，如果得了病，在交大医学院看不好，也真的是病得不轻了。但是，转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亚专科，有几个能在全国排到TOP1，虽然这些排名有时并不能够全面反应问题，但大家都是同行，心理都很清楚。今年，你的自然基金数在上涨，其他学校上涨的速度更快。因此，我们单比数量还有价值吗?我认为，临床医学排第一的根本标志还取决于是否有一批名医。什么是名医?我的理解是，“病人不看不死心，同行不问不放心”的就是名医。所谓“病人不看不死心”，就是病人在全国范围内找了一遍，最终找到你这里，你告诉他这个病是真的看不好了，他也就“死心”了;所谓“同行不问不放心”，就是指同行在做出诊断后，还要到你这来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种病，你说这个诊断是正确的，治疗方案也是合适的，他也就放心了，这就是名医，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批名医。那么，这样一批名医靠什么来培养?不是靠机器，也不是靠经费，靠的是多中心的临床研究，靠的是我们能够通过多中心临床研究拿出一批具有引领性的诊断和治疗标准。要实现引领的前提是要让大家信服，而我们好像是谁也不服谁，别说整个国家了，就连一个科室内，有时候也都各说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使我们的临床医学在“向经济看”的同时，能够真正为国人的健康做出一些引领性贡献呢?通过这些思考，我觉得临床研究太重要了。我不是说自然基金不重要，也不是说SCI论文不重要，因为你做出的临床研究成果最后也是要发SCI论文，也是可以申请到自然基金的，这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我只是不赞成所有医生都拿细胞、实验动物做研究，因为这不是医生的强项。我们医生的强项在病人，在临床。第三个“刺激”是四年前，我去德国的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访问。他们的墙壁上挂了很多Paper，我仔细一看，仅那一年，就在New England、Lancet(不包括JAMA)发表了七篇论文。我进一步了解他们有多少病床，结果他们告诉我只有四五百张病床。这个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回来后，我去读文献、去问行家，他们告诉我，我们国内95%的诊断标准是老外的，只有5%是国人自己制定的。那时，我就想，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长的一样吗?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祖宗不一样，我们的遗传背景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我们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拿美国人的治疗标准来医治中国人，这合适吗?难怪据说，美国肿瘤病人的五年生存率是66%，而我们只有31.8%。从这个概念上来说，我们交大医学院有这么多住院病人，科室门类这么齐全，我们的临床医学排名全国第一，我们就不能在祖国这块土地上，拿出一些符合国人的诊断治疗标准，来起引领作用吗?不是所有领域都去引领，如果我们现在的74个临床重点专科，每一个都能针对一种疾病开展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然后拿出一套符合国人特点的诊断、治疗、分型的标准，那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呀!我们不能总是把国人的健康寄托在他国的标准上。就像苹果的乔布斯讲的那样，我们来到世界上干什么?我们不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吗?除了这个使命我们还有其他什么使命?我真的希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改变世界。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改造世界的路径，就是让大家多活一点，能够活80岁的，让他活90岁，能够活90岁的，让他活到100岁，这多伟大啊。要实现这些，靠什么?首先要靠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不得病就不需要搞什么诊疗标准了。但是可能不得病吗?人一定会得病的，这是自然规律。这段经历对我刺激很大，一个400多个病床的医学院，一年能有那么多New England、Lancet的文章发表，而号称全国临床医学第一，有17000多张病床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一年鲜有这种高水平Paper，很少有进行多中心的、前瞻性的、随机的、双盲的临床研究，这与我们的使命和地位是不相称的。“刺激”完了以后，正好上海市启动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我们的临床医学有幸纳入高峰学科建设计划。拿到这笔学科建设经费之后，我们其他什么事都没干，主要就做临床医学研究体系与能力建设，推出双“百人”和多中心临床研究两大工程。第一个，是建立一支研究型医师队伍。大家有没注意到，我们对研究型医生队伍的年龄进行了限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40岁以下。如果没有年龄限制，那么遴选出来的可能不是你们，而都是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因为我这种年龄的人恐怕是科主任了。要改变科主任，有点难度了，因为多数都定型了。所以，我们在设计制度时就把年龄限定在40岁。这不是年龄歧视，也不要给我上纲上线。对40岁的你们来讲，家里的孩子还小，房子也买不起，孩子的教育花费又很高，不去赚点“外快”，如何应付生活，哪里还有心思去搞临床研究。我有句话，也公开讲过，叫做“苦不苦看看虹桥机场的礼拜五，累不累看看我们医生开的会”。如果我们这批年轻人，也是在过这样一种生活，周末外边到处跑，做“飞刀”，而不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临床问题，使自己在看病的同时，逐渐向一个研究型人才去发展，对你个人、对医院和医学院来说，都是一种“浪费”。为了让年轻医生静下心来，我们在制定双“百人”的支持政策时，就明确了，要让大家口袋里“不差钱”。对每位研究型医师，医学院每年给予五万津贴，医院配套五万，共计十万。这十万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做过一些研究，例如40岁以下的青年医生，外科医生除外，每个周末出去走穴的，一年的外快大概也不到10万，多不到哪去，但这样做事除了增加自己的人脉，可能并不能提升自己的发展。同时，医学院再给每人50万、医院配套50万作为科研经费。很显然，对临床研究来说，这两个50万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医学院不是政府，医学院要的钱，也是要到政府去申请的。因此，我们的目的是拿这些有限的经费，来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引导我们的青年医生在临床研究方面实现一个转向。而更多的经费，希望你能以此为基础，到国家层面去申请获得更大力度的项目支持。你们要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国家一定会大力支持临床研究的。两个月前，好像是2016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10月12日，在国家卫计委颁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诸领域中位居前列，中国特色的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显著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有力支撑‘健康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的总体目标。作为医学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的“供给侧”，加强临床医学研究体系与能力建设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换句话说全民的健康要在全面小康之前，而“全面小康”是我们党对人民的承诺。因此，大家要相信未来十年一定会有大量的经费用来支持开展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只要你做好了，经费是绝对不会少的。而且，谁真做在前面，未来就属于谁的。所以大家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这100万有多大作用上，而要放眼未来。至于医院配套的5万元津贴，刚刚听说还有几家没有配套，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这周我会给每个院长打电话督促落实，我做事就是这样的作风，既然大家开会讨论通过的，就没有二话，必须执行。我一直认为，各级领导如果没有一种担当，还怎么去发展?这三个刺激，导致了我们研究型医师政策的出台。然后，为什么要建立专职研究队伍?因为，我发现多数医院里面的专职研究队伍好像是“边角料”，没有地位的。为什么没有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专职研究队伍不赚钱，而是花钱的，所以待遇也不高，积极性也不高，发几篇SCI论文也不care，而临床医生发论文可能还更快。对于踏踏实实在那里做研究的专职研究队伍，结果可能被医院边缘化了。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又提出了打造一支“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因为单有临床研究而没有强有力的基础研究，是无法实现转化的。我们讲了好多年的转化医学，但要是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做支撑，我们可以拿什么东西来转化?同时，如果我们没有规范的临床研究，又靠什么来实现精准?上周，我从瑞士洛桑理工大学请了一位在小鼠身上做真正的精准医学的大家。他这三年，子刊不算，单单在Nature、Science、Cell上就发表了10余篇。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拿三百多个不同品系的小鼠，从表型组学，直到基因组学来进行分析。两个月之前，他主动联系到我，说交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全中国第一，而且有12家附属医院，病人很多。他想把他在小鼠上实验的一堆研究技术体系，转移应用到人上面来，而每一种疾病要找一千个病例。这些病例的前提是什么?是临床的病例数据必须是真实、全面的。讨论的结果再一次刺激了我。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生物样本库，但没有规范的临床数据的收集和治疗的follow up，那么，这些样本就是些“烂”样本，就是冰箱里面保存的不能使用的“死”样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要支持这批专职研究队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临床专职研究队伍的年龄限定是45岁以下。为什么这样定政策?因为，这样一批人长期得不到支持。我们必须要牢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要成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先锋队。因此，我们最初设定的是给专职科研队伍10万元的津贴，医院再配套10万，共计20万，加上本来就有的20来万薪酬，就能达到40万左右。后来，由于经费有限，医学院给的津贴调整到5万，医院配套同样是5万，跟研究型医师一样。其实，放眼人生的历史长河，钱真的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不会追求荣华富贵。如果要追求这个，就没必要做科学家。之所以给你5万加5万，是表示对你们的一种尊重，一种关爱，希望你们真正能够脚踏实地，把自己转型成为一个研究型医生或者临床专职研究人员，在未来转化和精准医学研究当中发挥顶梁柱的作用。有人认为有些人的命比较好，所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命运、命运，命还是要靠“运”作的。今天，既然医学院为大家提供了临床研究的平台，大家就要努力运作，使自己在这个临床研究体系中能占有一席之地，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好的未来，才不会像我前面讲的那位老专家，在评二级教授时，还因为这个那个原因而受年轻人的气。这就是我第一部分想告诉大家的，医学院为什么要全力推动这两项工程，因为只有大家深入了解了这些项目背后的理念和用意，深刻认识到实施这些政策的重要意义，才会更好地把它们落到实践中去。总之，依托附属医院丰富的临床资源，加强临床医学研究体系与能力建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从医学院改革发展的实际来看，一流的临床研究是我们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最重要的内涵支撑之一，能否利用好我院丰富的临床资源，通过双“百人”队伍建设和多中心项目的开展，培养出一批名医大家、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全球话语权的临床研究成果，决定着医学院未来十年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加强临床研究工作是现阶段医学院工作的重点方向之一。“转”出来的临床研究新能力第二个问题是想简单地讲一下怎么做好临床研究。我觉得，首先，必须要转观念。按照过去的常规，国家有什么项目，大家就去申报，报了以后就评审，然后立项。有时，评审过程中还难免有一些“潜规则”。但医学院组织这些项目，是没有“潜规则”的。因为，我和我们领导班子、部门负责人都不做评审专家，专家都是从外面请来的，我也不知道请的是谁，所以找我一点用都没有。重要的是，项目评审完了，当场就上网公布结果。我想，更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项目拿到了，经费拿到了，一方面，给你的科研经费不及时有效地使用，另一方面，给到你的个人津贴，拿回去给老婆或老公报告一下，说“学校每年多给我五万，医院配套也多给我五万，一年多十万了”，然后happy两个晚上，就forget everything了。我们拿这笔经费出来，是真正希望支撑大家发展，给大家的更多的是一个seed money。这些seed money是让你感到有更多一点的尊严，受到学校和医院的重视，激励你更好地去开展临床研究。最后是不是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并不是那么重要。项目刚启动时，我曾建议不要评估。因为，临床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给你三年经费支持，你马上就能得出什么结果的。如果三年内出了结果，很可能是学校不支持你，也会得到这些结果。因此，我希望医学院不做过多评估，也允许失败，但是绝对不允许只说不做;更多考核的是，大家遴选出来后，通过几年的培育，有没有从思想上改变对临床研究的认识，在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正开始喜欢临床研究了，而不仅仅是为了发SCI论文而写论文。这种状态改变了，就是我们成功的标志。如果这种状态没有改变，这些经费的投入就是一种浪费。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必须转观念，把“双百计划”和多中心临床研究，当作是自己成长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平台，到这个平台上去“跳舞”，能够跳成功，你就是名医了。有朝一日，当了科主任，你也会努力在自己科室营造临床研究的氛围。通过十到二十年的时间，彻底改善交大医学院临床研究的氛围，这就是“双百计划”应该发挥的长效作用。在我心目中，并不在乎这五年你发了几篇New England、Lancet，而更在乎能不能够实现让我们的医生从拿小鼠、细胞做实验、发SCI论文、申请自然基金，转变成为利用丰富的临床资源去解决一堆临床问题，打造一批临床研究成果。那样，等到我80岁的时候，你们可以来精准地给我治疗，让我能够活到90岁。如果说，有什么私心的话，唯一的私心就是后面这句话。每个人想活90岁啊，到了90岁，如果你们做得更好，那大家也都想活100岁啊。在转观念的基础上，我们也不要太急功近利。同样，我们暂时不考核不等于说你可以不干，如果学校不考核、你们也不干，那就麻烦了。现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考核?因为，上级要对我们进行考核，那我们只能从职能部处那里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部处也只好请大家填表、考核。在我心中，考核应该考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良心考核”或者说责任考核、状态考核。学校给你搭了这么个舞台，你能够发展，医院就发展了，医院发展了，医学院就发展了，医学院发展了，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就发展了。所以，对每个医生来说，这就要看“良心”，看病是“良心工程”，能够很好地贯彻“双百计划”的宗旨同样是个“良心工程”。如果我们不去改变传统观念，还是只看重拿到这个荣誉或称号，拿到之后，也不认真地去搞研究，那这样的称号真是一文不值的。如果给了大家这些称号，能够激励你很好地去工作，若干年以后你得到很好的发展，能够为社会做出点贡献的同时，还能再拿到一些荣誉或称号，这才是真的有价值。所以我总是说，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其次，必须要干真事。作临床研究，作为研究型医生，第一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数据是真实的。如果连性别、年龄等那么基础的数据都是错的，或者获得的数据也不是随机双盲而来的，又或者是在做回顾性研究时，把对我有利的拿来使用，没利的就剔除掉，只为使P<0.001，这种p<0.001恰恰是最害人的，因为你把不好的数据拿掉了。所以说，数据的真实性是临床研究的基本前提。第二个，必须要大力推动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研究。我们有这么多附属医院，为什么不能把兄弟医院都团结起来，共同干一件大事?大家真正把心平静下来，做真实的人，做真实的临床研究，耐得住寂寞，不被浮躁的指标所左右。比如血液疾病，如果有一个医院以某种白血病为主，另外一个以淋巴瘤为主，再一个以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主，然后几家医院都牵头，大家都围绕这几种疾病进行规范性研究，过了十年以后，我们的红细胞疾病、白细胞疾病、血小板疾病都有可能成为全国第一，这样，不就实现了共同发展了吗?与其在评审时到处找关系，何不踏踏实实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通过十年的积累，现在大家是40来岁，等你们到了50岁的时候，一批New England出来了,一堆临床诊断和治疗标准也出来了，因为你们的研究引领国家的医疗，那时你就真的“牛”了。再次，必须要求实效。医学院把这么大笔经费投入到临床研究上去，虽然我强调说不考核，是个良心工程，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讲求实效的，只不过这个真的实效要在五年、甚至十年以后才会显现。我们希望在整个医学院范围内，能形成一种将临床研究作为青年医师成长成才自觉行动的良好氛围，这种氛围一旦形成，才能真正地改善我们临床研究的能力。实际上，对医学院来说，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推出“双百计划”后，其他大学也相继考虑推出研究型医生和研究型科室，开始投入多中心临床研究。他们可能做的比我们好，因为我们是“吃螃蟹的人”，他们可以总结我们的不足，踩着我们的肩膀去不断完善。在此之前，我也通过广泛调研了解到，实际上我们的临床医生，在开展临床研究方面的能力还是很缺乏的。不要以为是博士了，就什么东西都会都懂了。长期以来，我们的临床研究先是不想，不想的原因是临床医生很忙，不想了以后就不敢，不敢去做，最后就变成不能了。大家应该明白，我们党和政府下这么大的决心推出分级医疗体系，大家要相信我们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五年干不成，十年一定能干成。一旦真正实现了分级诊疗，老百姓一般的疾病是不会到我们的大医院去了，一般的疾病就在区级医院看掉了。那我们这些附属三甲医院靠什么生存?就是要靠疑难杂症的临床研究来生存、来发展。到那时，谁站到最前列，谁就拥有了最大的发展优势。所以，大家不要只看眼前，要放眼未来，多一点前瞻的视野，不要只顾着眼前的利益，而要努力让自己的内涵、气质以及为社会作贡献的能力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这样你的人生才会更有价值。我们放眼长远的同时，也还要讲求实效。之所以把“双百”队伍的年龄限定在40-45岁内，主要是为了给大家预留出充足的上升发展空间。如果大家抓住了这次机会，就很可能改变你50-55岁时的人生。如果抓不住这次机会，还是照旧按常规行事，仅仅把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变成研究型医师看做是个荣誉，那对你个人的发展是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的。今天，我讲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想，当大家到了50岁或者55岁的时候，回过头来想想，如果觉得今天我的这些推心置腹的话对大家的发展还是起到一点作用的，那我也就觉得太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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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CCTV12节目《平安365》节目内容，这是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室中，4月时真实发生的一幕。当晚十点多，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手捂着肚子，走进了急诊室，表情十分痛苦。就在医生和护士刚刚让男子躺在病床上，准备进行救治时，男子突然坐起，吐了一地鲜血。一开始，一名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走进急诊室。医生先让他躺下。医护人员开始为其检查治疗。男子突然坐起，吐了一地鲜血。随后赶来的医生们，立即展开急救。然而，男子大量吐血的状况却丝毫没有好转。10分钟内，男子又吐了4、5次学，失血量将近2000毫升!并且仍有活动性出血。眼看病人渐渐意识模糊。尽快找到出血点成了关键。最后，医生们紧急会诊，决定通过介入手术进一步寻找出血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发现了病人胃部左动脉上的出血点。经过止血治疗，病人才终于转危为安。吐血不止的病患，正是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一名年轻医生，名叫张伟。30岁的他刚刚考上博士。平时工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回家还要继续看书、查阅资料。就在发病前，他已经连续工作了32个小时。加上近期刚刚参加博士生考试，超负荷的工作和学习压力，导致他出现了消化道疾病。发病当天下午，张伟的胃部不适越发严重，还出现了呕吐的症状，本以为吃点药就可以抗过去，没想到疼痛加剧，直到自己开始大量吐血，张伟才赶紧让家人将自己送进医院。图为节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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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上海市卫计委发布《2016年上海市医院综合督查工作方案》。据悉，该方案是贯彻落实本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2015-2017年度)》和《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的有关精神所制定的。根据方案要求，从2016年10月下旬开始，上海市卫计委将对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等22家医院进行督查。每所医院督查不少于3天，具体时间于督查前一周通知被督查医院。国家卫计委掀起大医院反腐风暴在2015年国家卫计委下发了大型医院的巡查计划后，各省卫计委相继启动了对大型大医院巡查计划，而在医院的巡查重点就是反腐，并通过设立举报箱等方式，让患者参与到巡查行动中，真实反映患者诉求，切实解决公立医院存在的诸多问题。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称，医疗卫生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涉及的部门多、人员多，单个人员很难完成犯罪。上至局长、院长，下至药械科长、财务科长、采购员、医务人员，往往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人牵出数人甚至数十人，形成窝案串案。院长贪腐，往往意味着这家医院已经从上到下“烂掉”。根据统计，在今年6月份一个月公示的关于医院院长受贿的案件就有37件，其中13个以涉嫌受贿罪或涉嫌贪污罪决定逮捕，15件为立案侦查，6件被移送审查公诉，3件为提起公诉，1件为获有罪判决。可见目前医院院长贪污贿赂情况的严重。医院贪污贿赂问题严重据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反映，医院院长和主要负责人受贿，直接导致医院风气从治病救人变成“向钱看”。医院其他干部和医生也往往受风气影响，甚至有了“法不责众”的危险观念，慢慢形成了“收回扣”的惯例，潜规则甚至变成了明规则，部分地区医疗腐败成风，“塌方式”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今年4月份曝出的黑龙江多家医院中药配方颗粒回扣事件后，一名经营中药配方颗粒的业内人士向媒体坦言，在中药配方颗粒的经销过程中，实际售价的60%左右可能会进入回扣环节。通常的“利益分配”比例是：医院院长10%(市一级医院的院长最多能拿到20%)、药剂科长10%、监管部门有关人员5%、医生10%至15%……近两年来，医院的反腐可是出了不少大新闻。随着医院反腐巡查而来的，有院长被抓，医生被查，甚至还有不少医院接到通知，要求按比例上缴红包。从2015年开始到2017年，是医疗行业持续高压的三年。在国家反腐目标明确的形势下，注定在这三年中，相关部门将在持续反腐的基础上对医院的运行将实行更加严格的管控。医院反腐巡查，对于广大药企及医药代表来说，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有些医院会强制要求不让医药代表进入医院拜访医生，甚至要求医生不能出去院外开会。即使是纯学术的会议，医院也会谨小慎微。自2015年起，医疗系统反腐风暴已经被掀起，在2016年剩下的日子以及即将到来的2017年，医院巡查都将继续，且或将更加严格。随着医疗反腐逐步推进，医疗领域还会出现多少贪污贿赂案例?各药企也应当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千万别倒在医疗反腐的风口浪尖上! 序号国家卫计委（15家）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3北京大学人民医院4吉林大学第一医院5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6吉林大学口腔医院7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8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9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0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1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1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13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14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15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序号上海（22家）1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3华东医院4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5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6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7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8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9上海市同济医院10上海市东方医院11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12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13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14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15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16松江区泗泾医院17崇明区第二人民医院18上海明珠医院19上海申江医院20上海一〇八医院21上海虹桥医院22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序号福建（8家）1福建医大附属协和医院2福建医大附属第一医院3福建医大附属口腔医院4福建医大附属第二医院5泉州市第一医院6泉州市第三医院7莆田市第一医院8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序号山西（15家）1山西大医院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3山西省肿瘤医院4山西省儿童医院5太原市中心医院6山西省太原精神病医院7大同市妇儿医院8同煤集团总医院9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10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11晋城市人民医院12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13晋中市第二医人民院14侯马市人民医院15山西华晋骨科医院序号北京（20家）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5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6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7北京大学首钢医院8北京肿瘤医院9航空总医院10北京博爱医院11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12北京安康医院13北京市昌平区医院14北京市顺义区医院15北京市平谷区医院16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潞河医院17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18北京祥云皮肤病医院19航天中心医院20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序号广东（3家）1省口腔医院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序号海南（6家）1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2儋州市人民医院3海南省妇幼保健院4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5海口市人民医院6海口市中医医院序号贵州（4家）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2贵州省第三人民医院3遵义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4贵州省肿瘤医院序号青海（6家）1青海大学附属医院2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3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4青海省藏医院5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6海南州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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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医患关系可谓糟糕透顶，患者怕医生宰，医者怕患者砍，本应相互信任的双方展开了一场博弈。医患双方谁才是今天这样糟糕局面的始作俑者，又是谁能让医患双方走出心墙，重建信任?医患都被标签化 医患信任崩塌小的时候，我们对医生都十分尊敬，每天在作文里歌颂他们的伟大，加班熬夜拯救世界。白衣天使始终战斗在第一线，非典时期对医生的颂扬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可是越长大，我们却对医生的宽容越低。我们开始面对医生小心翼翼，我们担心红包，担心医德，因为这个社会给医生贴了一个最可怕的标签，那就是“金钱主义”。不知何时大家对医生的定位变成了“不塞红包就不能好好做手术”、“开贵的药是因为有回扣”?一些患者则利用这很少一部分医生的“无德”大肆搞起了医闹。医生骗患者，是为了捞钱，不顾及职业道德，患者医闹也是为了钱不顾及个人道德了。庸医也好，医闹也好，大家都把金钱放在第一位。整个社会的“医”、“患”交互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医生和患者都相互给对方贴上了标签，患者担心医生无医德，医生担心患者反咬一口。双方从原本该有的互相信任的状态，变成了一场博弈。信任崩塌 医患关系陷入“囚徒困境”在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从理论上说，双方互相保持忠诚是整体最优的结局。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双方都选择了背叛对方。眼下，我国的医患关系也陷入“囚徒困境”。过去，患者对医生是深信不疑，如今却是半信半疑。过去，病人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就会尽100%的努力。如今，即便有99%的希望，医生也会小心翼翼，生怕出现1%的失败率。在这样的防范心理下，医患双方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尽管不信任 但依然需要医生社会舆论对医生存在诸多偏见，但是社会依然需要医生。当问道你是否还相信医生，很多人这样回答，不相信，但是还会让医生折腾，因为我怕死。前段时间医患的话题被炒得很厉害，从魏则西，到“黑丝带”。朋友圈黑丝带的头像那么多，好像在众人对医德的声讨到巅峰的时候，你突然看见很多人，为医生站了出来。我们更愿意去相信千千万万的医生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将拯救生命、控制病情和治好病人放在了第一位。拆除信任“柏林墙”需医患合力而为医患关系中，医方天然处于主动地位，是重建信任的关键。但重建信任，同样需要患者的主动努力。固然，患者不断增长的权利意识是倒逼医方责任感的一种方式，但医患关系中，患者并非“永远正确”。以怀疑论为前提，将所有医生预设成唯利是图的“坏人”，既不公平，也对医生的正常诊疗不利。更多的时候，患者也应履行自己积极配合治疗、信任医院和医生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