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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78岁的张兴栋院士接受记者专访。摄影/吴小川张兴栋院士荣膺2015年度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那天，张兴栋收到一封信。来信的是一位浙江小伙子：“张院士，谢谢您。我现在已经结婚，家庭很幸福。”信里附了一张全家福，一家人在一起，幸福美满。这封来信，勾起了张兴栋的回忆，这位小伙子下巴因故短了一截，脸庞外观看上去极不正常，有医生用硅材料为他进行了填充，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他找到了张兴栋。张兴栋利用自己的“骨诱导”技术，让小伙子的下巴“长”了出来。他的技术，换来了这位小伙子的新生。4月1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授予四川大学张兴栋教授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此前一年，该奖项空缺。这份殊荣，是肯定张兴栋在“可再生组织和器官的生物材料及植入器械研究”上的杰出贡献。10多年来，他让10余万人重新长出了骨结构，堪称“上帝之手”。可没人知道，这位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工程院、美国工程院院士，竟然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挑战传统从“怪异的想法”到“划时代发现”这些天，张兴栋的办公室里门庭若市，有人找他请教学术，有人邀他参加会议。他对来访者说，跟商业相关的事情都交给其他人去做，“我不是当老板的料，当好教授已经很不容易了”。张兴栋的“本业”是固体物理。他的“骨诱导”技术，要从1983年说起。当年，张兴栋开展生物活性人工骨(牙)及涂层植入体研究，1991年，他发现并确证无生命的多孔磷酸钙陶瓷具有生物活性物质特有的诱导骨再生的作用，提出“骨诱导性生物材料”。“简单来说，就是把一种磷酸钙生物陶瓷的医用陶瓷植入体内，隔段时间陶瓷就会慢慢消失，转变成人的新骨头。”在当时，他的理论几乎是在挑战传统观念，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一个学物理的，他懂分子生物学吗?真是一个怪异的想法。”张兴栋说，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活性生物物质才可以诱导骨和组织的形成，无生命的材料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研究嘛，没得困难，就没得搞头。”张兴栋说，他虽然不懂医学，但是他懂材料。在各种质疑声中，张兴栋冷静地推进自己的研究。他用大量的实验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模型，“实验的事实不可否定，但机理是可以讨论的”。2008年，在第八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上，他的研究报告被列为大会“第一个报告”。历经18年的努力，他的理论终于得到国际生物材料科学界的认可。日本学者小久保正评价：“这是划时代的医学材料发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10多万例的病人使用了张兴栋团队研发生产的骨诱导材料，全国90%以上的人造关节都在使用他发明的材料涂层技术。光环之外经常熬通宵的老科学家若是换一个参照系，这位资深科学家看上去和很多普通人并无多大区别。论留学经历，他没有，至多在国外只有半年的访问学者经历。他是个“本土教授”，在四川出生，在四川上学，在四川搞科研。他的英语直到1987年才开始学。“ 要看论文 ，我也没在《Nature》《Science》这样的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他自我调侃说：“我也不是什么官员、劳模。”比照自己的学术生涯，他认为，年轻人的学习，应该追求科学本身的目标，而不是论文数量等等表面上的数据。这位教授还点拨年轻的科研人员：搞科研，要把国家的重大需求作为选题方向，还要不忘产学研甚至与资本市场的结合。“科学家的成长，需要宽松的环境。”他说。但这位78岁的老科学家对自己的要求一点也不松。“经常熬通宵”“通常每年仅大年初一休息”“科研非常严谨”，这些是同事曾经对张兴栋的评价。几年前，他曾经连续一个月每天只睡两小时。直到生了一场大病，他才警告自己：“张兴栋，你可能哪一天就完蛋了，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即便如此，他现在仍然坚持上午9点去实验室、傍晚7点回家的上下班时间，并“尽量争取凌晨1点前睡觉”。草根院士他是院士但还不是学士有时候，张兴栋的助理帮忙填表，“学历一栏”总会让助理纠结。“这一栏填学士吗?”助理问。“填啥学士哦，就写本科学历就行了!”张兴栋说这话并非自谦，因为他确实没有学士学位。1960年，四川大学严重缺老师，张兴栋便提前毕业，做了川大的老师。在那个年代也没有颁发学位的惯例，所以即使今天的张兴栋已经成为博导，当上了院士，但他依然只是本科学历。没有在学位上“深造”，这位78岁的老人风趣地称自己是“草根院士”。他不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每年可以入选美国国家工程院的外籍院士屈指可数。2007年，张兴栋69岁。这一年对他来说收获很大。第7次申报院士，终于尘埃落定，这个时间持续了10余年。张兴栋开玩笑说：“我算是创了纪录的吧!”在2014年美国国家工程院评选的11名外籍院士中，张兴栋是惟一的中国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的评选是采用‘背靠背’的方式，由推荐人将名单上报后，再由工程院组织评选。如果没有被选中，候选人是压根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张兴栋说，到底是谁推荐的他，至今是个谜。少年：“费头子”逆袭1950年，张兴栋考入成都七中，上初中的前两年，他都属于“学困生”，几乎每一门功课都要补考。当时的张兴栋很调皮，用他的话来说，当时“不醒事”，是个“费头子”。“当时的寝室和教室挨得很近，有时候在寝室睡懒觉，听到同学喊老师来了，一下子从床上翻身起来，从窗户上爬进教室，还没有等老师走到教室，我已经端端正正坐好了。”到了初三的时候张兴栋突然醒悟，他觉得再这样混下去就完了，于是发奋努力，以全优生的身份考入高中。“我说啊，学校应该多给男同学机会，女娃子乖，听话，学习自然好，但不等于我们这些男娃子就不进步。”高考时，张兴栋原本想考北大哲学系，老师找他谈话，说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需要大量理工科人才，张兴栋拿着一本填报志愿的书翻了一晚上，心想，要不就学物理吧，学的东西可能会多一点。可惜，张兴栋擅长的数学考砸了。高考数学前一天晚上，他路过教室，被一名同学叫住，说想请张兴栋帮忙讲几道题，那名同学泡了一杯浓茶，张兴栋端过来就喝，结果晚上辗转难眠，睁着眼睛一直听到起床的铃声。到了考场上，两眼一抹黑，很多考题都看不懂。过了一段时间再看到考题时，张兴栋痛心疾首：“这么简单的题，我怎么就不会做呢?”因为这杯浓茶，张兴栋与北大失之交臂，考进了川大。求学：有毅力还要脸皮厚张兴栋50岁那年，有一个公派到英国做半年访问学者的机会。但张兴栋在读书时学的是俄语，他对英语一窍不通。本来川大的出国留学培训中心可以提供英语补习服务，但老师嫌张兴栋的英语零基础，担心拖了培训中心的后腿，所以拒绝他报名。所幸张兴栋的一个朋友在科分院教学生，帮他想办法进去了。由于频繁出差，他很难保证按时上课，学习效果非常差，老师找到一位川大副校长，说“要不我把张兴栋退回来吧，他的底子太差，而且还不认真。我怕到时候他考不及格要砸我们的牌子。”副校长问张兴栋，要不找个理由让你回来?张兴栋说：“给我三个月时间，只要不安排我出差，这块硬骨头我啃得动。”从那以后，张兴栋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白天背单词，晚上练听力，最终通过了考试。刚刚到英国的时候，他跟导师的交流完全不畅通，连比带划。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住在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强迫自己接受英语思维，半年以后，张兴栋的英语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他说：“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有毅力，还要脸皮厚。像我，英语讲得不好，但是我敢开口，谁纠正我的发音我都接受。”为父：身教重于言传张兴栋院士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毕业于北大生物系，现在已是美国健康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小女儿原本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曾经给班上的每一名同学都做过一件衣服，但是张兴栋坚持让她考川大材料系，这使小女儿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曾经有朋友向张兴栋夫妇取经，怎么样才能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女儿，张兴栋说：“说说你们两口子晚上都干嘛?”对方说，要么打麻将，要么看电视。张兴栋说，你把小孩关在书房里受苦，你们倒还挺会享受的。从现在起，你晚上关掉电视，戒掉麻将，拿一本书或报纸，陪着孩子一起学习。张兴栋说，他信奉“身教重于言传”这句话，女儿读书的时候，他会在旁边看书，写论文。人物名片：张兴栋1938年4月出生,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理事长，曾任国际生物材料学会主席，日本国家材料研究所科研顾问等职。2015年被选为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下任主席。张兴栋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从事生物材料及医疗植入器械研究，经26年的研究，发现并确证无机的磷酸钙陶瓷可以诱导骨形成，原创性的建立“生物材料的骨诱导理论雏形”;提出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Tissue Inducing Biomaterials)概念，(即无生命的生物材料，通过自身优化设计，不仅可诱导骨、且可诱导非骨组织再生或形成)，研究成果获国际认同，并成为世界生物材料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前沿。他在国内率先开展生物活性羟基磷灰石(HA)人工骨和HA涂层及其工程化技术研究，HA涂层技术及产品已覆盖国内80%以上的涂层人工关节厂，使我国生物活性陶瓷和涂层研究、生产从无到有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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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当今中国的二线、三线城市里的医院中，硬件都不是事儿，但是能够重视软件的医院真是凤毛麟角。没想到贵州兴义人民医院除了过硬的硬件之外，软件建设的却令人刮目相看。这样的医院能不招来凤凰，能不快速发展吗？这里要给兴义人民医院点个赞！2016年4月15日，我们304医院关节外科一行3人从北京乘波音737飞抵贵州兴义市。兴义市亲吻着黔、滇、桂三省（区），素有“三省通衢”之称。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中国人包括我自己，过去几乎都不知道兴义。兴义太美了，负氧离子太丰富了。群山怀抱的喀斯特地貌，生养出一个个馒头般鼓起来的孩子。美妙风景蕴涵美丽人心，美丽人心创造美好医院。我们这次是参加兴义市医院举行“黔西南州精准扶贫健康关节捐赠”仪式。我与张轶超副主任、马云青主治医师共为4位病人做了5个关节的手术，我做的是一位50岁的男性患者，是双髋同时置换。他的双侧髋关节毁损特别重：过去可能是外伤引起严重的骨关节炎，也可能是先天性髋关节骨骺滑脱。我边做手术边讲解，手术很顺利并且直接转播到旁边的示教会场。有100多位医务人员现场观看。马云青是我的手术助手。张轶超副主任为3位60-70岁的女患者做了单侧膝关节置换术，同时还做了现场直播。手术完毕，我们3个人都做了学术报告。患者的手术费是我们义务奉献的，手术假体是捷迈公司捐赠的。去年9月，我为了这次扶贫手术专门去兴义打了一次前站，为一位女孩免费做了“髋臼周围截骨术”。因为医院就建在山上，做完手术下山时，还摔了一跤，摔了个膝关节内侧副韧带部分撕裂，不得已打了三周石膏。留下一段儿“趣闻”。上次手术匆匆忙忙，也没来得及好好瞧瞧这个医院。这回我才知道兴义市医院是贵州省唯一一个县市级三甲医院。医院领导班子精益求精、唯美唯新的建院风格还真是让我竖起了大拇哥儿。在医院手术室里整整一面墙由兴义美丽的山水环抱。这是院领导请一位专业摄影师在景区“蹲守”三天拍摄的结晶。这在中国所有的医院，应该是个唯一。在这样的手术室里做手术，能不气定手稳神清气爽吗？兴义地区虽然相对贫困，但是政府对这所唯一的三甲医院给了最浓烈的支持。院领导班子也发出口号：“手术室建成20年不落后”。的确，这个手术室所有的手术器械都挑不出毛病。我使惯了顺手的国际最高水平的手术器械，在我手术中，这里的手术器械没有让我发生过一次夹骨头夹软组织滑掉的现象。手术室的护士配合也十分熟练，递器械有先行意识，从来没有递错过一次。这里均使用人工关节专用的一次性手术铺单，所有铺单消毒步骤均按国际正规标准执行。手术室恒温18-20度，只有在这个温度，患者术中才不容易感染。可是，我手术过的全国许多手术室，就这个温度常常达不到标准，常常是25度。这个18-20度的温度对于打了麻醉后血液循环减慢的患者来说，是会让他们全身发凉的，这样患者容易感冒或其他并发症。这个医院居然有国际最先进的热风暖毯，暖风直接往封闭的薄膜里吹，患者很温暖，麻醉苏醒了也会因为微循环功能保护得好，又舒服，又没有后遗症。就这一点，太有人性啦。医院里全是山，每栋楼都依山而建。下面这个楼的8层就是上面那个楼的1层，在8楼我看见上面1楼旁边的一块儿大岩石上镌刻着“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职工的幸福！”。这居然是这个医院的院训。这也让我感到是全国独一份儿。写这篇微信的时候，接到我们304医院杨政委的电话，这次军队改革后，所有的军队医院都要有“精准扶贫”的对象。我们医院对将兴义市医院定为我们为贵州边远山区贫困患者“精准扶贫”的定点医院的工作正在进行中……说实话，我和我的团队这些年来，最热爱做的一件事就是义务手术“精准扶贫”。我还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到贵州这个过去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去旅游。这里的风景真是太美太美啦！贵州的现在与过去也大不一样啦！兴义有马峪河有万峰林，你要是来了，绝不会后悔。兴义市人民医院简介： 兴义市人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爱婴医院，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汪忠镐院士工作站、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远程医疗示范医院、中国卒中中心联盟医院, 是多所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 医院医学检验科已通过ISO15189国际标准认可，2014年，产前筛查中心获贵州省卫计委批准，目前是黔西南州唯一一家产前筛查机构。2015年，医院获批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院连续多年被管理咨询权威机构香港艾力彼评为全国县市级百强医院。先后获“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集体”“五好基层党组织”“青年文明岗”“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多个病区和数名护理人员获优质护理表彰。院长杨玉林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第八届医师奖两项国家级荣誉；书记梅天琼获全国医院文化建设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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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1月31日-2016年3月2日，304医院关节外科主治医师程徽作为访问学者赴瑞士学习1年。在此之前，他的漫长英文“标书”《髋关节手术的精确术前设计》，过五关斩六将，作为全国范围内“海选”的五位中标者之一，获得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设立的“中国-瑞士科技合作项目(SSSTC)”的资金资助，赴瑞士伯尔尼大学医学院，师从国际顶尖级关节外科专家Ganz教授(欧洲髋关节协会主席)学习一年。程徽医师将自己在瑞士学习之旅的所见、所闻、所想用轻松、幽默的文字展示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瑞士手术室里真是千奇百怪。让我目不暇接。所有瑞士医生穿的手术鞋，虽然也是拖鞋，但是都是坡跟式半高跟拖鞋。这是为什么呢？坡跟式半高跟拖鞋瑞士医生说，穿这样的鞋手术，盯活儿呀，不累呀。我穿着同样的半高跟拖鞋在瑞士手术室里体验了一年。还真是好处多多。首先，穿这样的半高跟，脊柱不受累。你的胸啊腰啊臀啊都会控制在一个收腹挺胸后微微放松的感觉之中，肩部也会不由自主地后展，术中经常低着的脖子也会跟着往后挪。骨科医生的术语叫“矢状面平衡”。“矢状面平衡”可是近几年出来的一个骨科热词儿：特指圈内人过去太过于盯着“左右摇摆”对脊柱的伤害，而“矢状面”这个词专门来论证骨科医生必须盯紧盯准前后裹紧脊柱的位置。也就是说，要从四面八方前后左右保证脊柱的“四个生理弯曲”、“两个大S”一点儿也不走样。真的，穿上这样的“高跟手术鞋”，还真有点儿前挺后撅的感觉，还真有点儿在手术室里走模特步的感觉。整个头顶就像有了一个“提溜儿”，还真的不像在国内手术时那么累那么驼。所有瑞士医生戴的手术口罩充分体着现千奇百怪。让我瞠目结舌。“鸭子嘴”口罩有的像防毒面具，专门保护术者不被喷溅的血液侵入；有的像给“猪八戒”戴的，专门拱出个猪嘴，说得好听点儿像个鸭子嘴，这是保护术者的“呼吸自由”与鼻子渗出的汗自然干爽；还有的手术口罩手术帽子是专为女医生女护士设计的，有不同长度的带子不同空间的样子供不同需求挑选，能为天生爱美的女士们恰到好处地保护各类发型。我最喜欢戴的口罩就是“鸭子嘴”，深刻体会到一点儿也不“憋”的舒服与愉悦。我们国内的口罩，不管怎么戴，总有“憋”的感觉。戴得紧更憋，戴得松术者的“口气”容易污染手术区。回国后，我还真怀念戴“鸭子嘴”口罩的幸福时刻。所有瑞士医生坐得凳子都是圆的且在唯一支撑的“棍子”下部都会安上弹簧。“金鸡独立”的小圆凳第一次坐上这个“金鸡独立”的小圆凳，我差一点儿摔个马趴。瑞士医生笑着告诉我，这种小圆凳是专门“监督”医生不能偷懒的“专利”。手术医生只要想松松垮垮地“享受”这个圆凳，只要你的屁股和上半身一松，“棍子”下部专门安上的弹簧就会默默让你出丑，马上让你摔跤。意思是你是个手术医生，你可以稍稍坐上我，“稍息”片刻，但必须保持一种术者的警醒状态，绝对不能有半点松懈。所以只要你的屁股挨上这个圆凳，你就必须挺胸拔背，时刻保持“矢状面平衡”。瑞士医生在手术室里就是严谨的工作状态，绝对见不到他们东倒西歪的松懈状态。这个“专利”小圆凳也是立了功的。当然，放松的时刻也有，那有专门的地儿，那是在医生休息室即Coffee room（咖啡吧）。一旦手术结束，他们就会奔向咖啡吧，这是他们最放松最愉悦的时刻。所有瑞士医生的精良手术都可以申请全程录像。让我应接不暇。专业摇臂摄像机你猜可爱的摄像头安在哪里？居然藏在调整手术无影灯的灯把里。无影灯的最佳位置就是摄像头的最佳位置。更令我震撼的是，手术室居然特别配置着专业摇臂摄像机。数米长的摇臂携摄像机在手术医生上方空间左右穿梭，显得特别自由特别自信。现场直播就在手术室畔的示教室里。进修医生与医学专业学生能十分便捷地拿起示教室里各种各样的骨骼模型揣摩思辨。要想得到刚刚手术的视频资料也很便捷，医院会把各种手术的视频上传到医院局域网上。这个局域网可以随时和因特网链接。每位手术医生都会有一个设有个人密码的账号。瑞士医生对个人账号密码保护意识非常强烈。一个人输密码时，其他人都会自觉回避。所以，瑞士手术医生最大的福利就是在自己家里或世界上任何角落，只要输上专属自己的密码，所有想看的手术（哪怕是当天正在进行的）与任何想看的医学资料，都可以马上“拥抱”。瑞士手术室里的千奇百怪还很多，咱以后慢慢儿聊。作者简介：程徽，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关节外科主治医师。自2012年，加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关节外科，跟随我国著名关节外科专家、保髋治疗先驱者张洪教授开展成人保髋工作，研习成人保髋理论与技术。参与成人保髋手术600余台次。2015年1月到2016年2月，作为访问学者至瑞士伯尔尼大学医学院研修一年。此一年中，师从国际髋关节协会主席、AO/ASIF前主席、瑞士医学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外科学院荣誉院士Reinhold Ganz教授精研保髋手术技术。跟随Ganz教授多次往返瑞士苏黎世Schulthess Klinik、意大利米兰Istituto Clinico Humantas、西班牙巴塞罗那Hospital Sant Joan de Déu等欧洲顶级医院，参与高难保髋手术30余台次。同时与伯尔尼大学外科技术与生物力学研究所合作，参与多项关于新信息技术在医学干预中的应用项目。相关论文《Comparison of 2.5D and 3D Quantification of Femoral Head Coverage in Normal Control Subjects and Patients with Hip Dysplasia》发表于杂志《PLOS ONE》影响因子3.2，该成果在2016Bernese Hip Symposium 上做大会发言报告。受邀参加英国-意大利联合髋关节年会Italo-British Hip Sociesties Meeting，大会发言题目《Result of Codivila-Colonna Procedure in China》，受到广泛关注。精彩回顾：1.瑞士医生晚上9点后在干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yNjk2MA==&mid=402572634&idx=4&sn=3ce3929ef45fe1ea4c3b945663c26a50&scene=23&srcid=0412R7CugtI141DUnJbsm2Hh&scene=21#wechat_redirect2.瞧瞧瑞士医生咋喝“卡布奇诺”？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yNjk2MA==&mid=402628314&idx=3&sn=cb003194d0ec1602e9982ee74c4d3251&scene=23&srcid=0412SQdR9padeNe5Cd79D220&scene=21#wechat_redirect3.瑞士医生为什么拿起手术刀？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yNjk2MA==&mid=2650208762&idx=5&sn=7cefb0a1dcd56e243896bc420599d01b&scene=23&srcid=0421O5SzASx80nQoDV1RLYiM#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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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勇教授带领的鼓楼团队是中国最大、病例最多、研究领域最广最深入的脊柱畸形团队，也是全球同领域领先的脊柱畸形研究中心。”同为脊柱畸形领域的佼佼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海涌教授对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骨科主任邱勇教授及其团队给予很高的评价。海涌教授的评价很客观。事实是，邱勇教授自1997年底由法国回国从事脊柱畸形的研究和治疗以来，18年来他带领团队共做了9000余例脊柱畸形的矫形手术，其中个人完成3000例左右，创下全球脊柱外科医生完成此类手术量之最。如此大的手术量，累不累?邱勇教授在第三届SRS-WWC联合峰会 摄影/吴胜楠如此大的手术量，他累不累?累的时候他怎么调整自己?记者对此感到好奇。“做脊柱矫形手术确实非常累，除了体力上的累，手术风险和挑战所带来的压力会使医生的精神更为疲惫。”经常面对高难度复杂脊柱矫形手术的邱勇回答说，多年来这种繁忙的工作节奏已让他适应了这种劳累。历经世事的他，总是神情坚毅、目光自信、笑容温和、面色平静地面对众人。平时，他会通过病例讨论、学术交流等活动与同行交换经验、放松心灵，相互学习彼此的经验、吸取对方的教训，以免重蹈各自的覆辙。工作之余，他也会在旅行中释放压力、舒缓心情、扩大眼界。邱勇留学法国时在Monteuil古城“旅行不同于一般的娱乐或放松，它可以开拓外科医生的视野，增加对不同文化的宽容性。”邱勇认为，医生的文化背景修养非常重要，旅行能了解不同的文化，接触不同的人。从年轻时就喜欢旅行的他，目前已走过50多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度，他都会去参观当地的医院和医学院，了解当地的医学教育状况，往往能得到意外的启发。教科书：限制中国医学生阅读量和外语水平1999年邱勇教授与法国著名脊柱外科专家CD创始人Dubousset教授交流身兼大学老师之职，邱勇教授对中国医学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很多想法很难得以实施。他发现，欧美很多发达国家的医学院有教学大纲但没有教科书，教学大纲要求医学生的专业知识在某个阶段应达到一定的层面，老师在课后只给学生列出参考书的目录，学生回去自己看书学习。邱勇说，法国的医学生在本科阶段，从基础课开始，就会推荐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比如解剖就会推荐一些国际经典的教材做必读书目，而《应用较剖学》《外科解剖学》等书籍是选读教材，学生的阅读量非常大。而在中国的医学院，通常是老师在讲台授课，学生翻着教科书做笔记，考试的时候划考试范围，对这种落后的教育模式，邱勇颇有微词。“教科书不但会限制学生的思维和求知欲，而且中国高校的考试制会让大家把精力都投入到教科书上来应付考试，使得学生的阅读量愈发不足。”2009年邱勇教授一行参观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法国医学院的入学门槛并不高，但是淘汰率非常高，特别是前两年每年都会淘汰80%左右的学生，大约只有15%的学生能完成最终的医学教育。但是中国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导致中国学生一旦跨入医学院的大门，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毕业。”邱勇指出，中文的教科书还束缚了中国医学生外语水平的提升。“要做一名好的医生，如果没有好的外语水平，则很难实现。”他说，现在的知识更新非常快，有些五年、十年之前的知识，可能今天就不能用了。要想跟上知识的更迭速度，过硬的语言是必备的能力，这是查阅国外文献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基本条件。外语水平差：使中国医生失去国际话语权2001年邱勇教授在美国TSRH医院进行学术交流现在，一些中国医生手术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很多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其临床经验和实际操作都不比国外医生差，但是却抓不到话语权，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外语不过关，其次是表达能力欠缺，而表达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语言。“中国的医学教育就失败在教科书上。”邱教授有时愿意用这种略带情绪的说法来表达对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迫切期盼。他与台湾同行交流时了解到，台湾的医学院老师授课时中英文夹杂，专业名词和解剖名字用英文，参考书目也是英文。“我们刚进医学院的时候，经常一个晚上拿字典才能看一页书，有时甚至单词全部查出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台湾同行说，两三年以后他们慢慢就能懂英文参考书，这个过程的确很痛苦，但这是一道坎，跨过去就好了。邱勇教授在2011美国SRS大会上与国外同行交流目前在国际医学会议上，亚洲医生中话语权最多的来自香港，其次是新加坡，他们靠的是语言水平，并不一定是手术例数和经验。除此之外，英语表达能力最好的是台湾地区的医生，然后是中国大陆的年轻医生，日本和韩国医生的英语水平也有限。“医学名词和解剖名词不能等到做医生后才去背和练，肯定来不及，而且精力也不济。”邱勇举例说，脊柱外科的知识覆盖很多学科，比如内分泌疾病可引起脊柱侧弯，而有些内分泌疾病脊柱外科医生根本就不知道，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邱勇教授在2014美国SRS大会上演讲有段时期，他曾经推荐南京大学医学院一些教研室的部分课程用英语授课，至少双语教学，但是未能坚持下来。究其原因，不在于老师而在于大学，因为教育大纲并无如此这般的要求。而在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骨科，身为科室主任的邱勇教授要求医生必须用英文做PPT，但是可以用中文讲，便于学生回去再强化英语。“这次国际脊柱侧凸研究学会(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SRS)选了香港医生张文智为候任主席，就是因为其沟通和表达能力都好，当然还有文化因素等其他因素。”邱勇教授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能从宏观上改变医学教育的现状，来培养能与国际接轨的医生。学好外语：全靠刻苦背、读和大胆练邱勇在法国留学时测量研究病人影像片预定治疗方案能将英语与法语说得跟母语一样好的邱勇教授，说到学习外语的经验，他与绝大多数学有所成的前辈一样，认为学外语没有捷径可走，就是靠练、背跟读，另外还要胆子大，敢于参与对话。“当年我读研究生学英语时为了查字典更快捷，把新英汉字典的硬封皮撕掉装在口袋寸步不离，字典因翻得太多中间翻出一个缺口；为了反复听英语磁带，录音机按键上的漆都磨掉了。我不但寻找一切有英文单词的读物，学校内任何英文讲座都不放过。”法语虽然比英语更为复杂和难学，但是邱勇学法语比学英语快了很多，从能看懂到能听懂，从能流利的表达到对方能完全理解，他付出了两三年的辛苦努力。那就是枯燥的反复练习，吃饭时、走路时、坐车时，睡觉前，一切琐碎的时间都用来背诵单词，不断与人交流。就连刚刚退役的NBA明星科比在谈及成功之道时也说：“成功没有捷径，除了努力与坚持，别无他法!”邱勇在法国留学期间做病例讨论时进行病史汇报中国很多医生出国进修，很多人能听懂对方说什么，但是可能缘于亚洲人含蓄内向的性格，或语言水平等因素所限，他们往往不敢表达或表达不畅，进而造成恶性循环。在国外学习时，如果理解不了老师所讲的内容或担心自己表达不流畅怎么办?邱勇当年跟随发明现代脊柱侧凸三维矫形手术的法国导师Cotrel教授和Dubousset教授学习时，他的做法是：勤问同年资的医生;向老师汇报病例前预先写下来、背出来;拟定自己的治疗方案，与老师的方案作对比分析。留学回国：建立世界知名的脊柱矫形中国中心1999年邱勇教授进行手术演示2000年邱勇教授在脊柱畸形学习班进行病例讨论邱勇留学法国的8年，是欧美脊柱畸形矫形术蓬勃发展的8年。学到最先进的矫形理念后，他未忘留学初衷，回国在南京鼓楼医院进行最新的脊柱侧凸规范化治疗。当时国内的状况是：脊柱矫形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因为老的技术并发症太高。虽然起步艰难，但在被邱勇尊为“中国现代脊柱侧凸三维矫形技术奠基人”的邱贵兴院士、张光铂教授、侯树勋教授等前辈的多方支持和鼓励下，他坚持了下来。自视为“中国现代脊柱侧凸三维矫形技术探索者之一”的邱勇，经历过风雨，也见到了彩虹。2002年邱勇教授行中国首例胸腔镜下脊柱侧凸手术后接受采访18年来，邱勇带领下的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团队，已为9000余名脊柱畸形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6000余名患者在此接受了规范化的支具治疗，近3000名医生在鼓楼医院举办的16届国家级脊柱畸形医学教育学习班得到专业的培训，为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有些铁杆学员参加学习班期期不落，现已成为当地脊柱畸形矫正的后起之秀。2005年邱勇教授正在进行胸腔镜下脊柱侧弯矫治手术现在，南京鼓楼医院这支精英团队已成为各个国际脊柱外科大会上不可或缺的中国之声，该科也成为脊柱矫形界众所周知的中国中心。“脊柱畸形矫正的经验积累非常慢，重复性很差，我现在主要是为年轻医生留出平台。我也希望利用我在国外的影响力，把国外专家引进来，给大家创造交流的机会。”2015年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合影前人修路后人行。正是由于邱勇在国际上的威望，国外同行对我国医学院附属医院脊柱矫形的水平很认可，这些医院医生展示的病例也非常标准，都是按照国际惯例和共识在做。但是他们也知道，中国的医疗水平发展并不平衡，中国脊柱侧凸病人得到规范化治疗的比例也仅仅在20%左右。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医生，因为这种技术难以在普通医院开展;二是经济的因素，因为这项手术在很多地区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三是家属的认识，特别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很多家属认为脊柱侧弯只是影响外观，不清楚它会带来其他严重的器质性病变。邱勇教授回国十年后与导师Dubousset在南京合影据邱勇教授透露，SRS即将推出一项计划，在中国的COA、CAOS等一些骨科公共性会议上，对基层医生进行脊柱侧弯诊疗的基本教育，它有别于2016年国际脊柱侧凸研究学会与中国脊柱畸形学组联合峰会这样的高层次的大师论坛，主要是普及知识。AOSpine中国区主席：将中国专家推向国际舞台2015年邱勇教授在马来西亚与国际同行合影今年2月，邱勇当选国际脊柱学会(AOSpine)中国区主席。AOSpine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对医生的教育，包括基本课程和高级课程。“在未来的3年任期内，我们将每年在中国举办12-16个教育课程，作为中国区主席，我希望我们与国外的交流能对等起来，除了邀请国外讲师来华授课，中国本土讲师的数量也要占到半数，这也能让国外同行了解我们的水平。”除此之外，邱勇还要在促进中国优秀团队参与国际脊柱侧凸多中心研究方面着力，让更多国内优秀的团队有机会加入。以往，中国医生普遍存在收集病例不完整的致命缺陷，即只注重手术，忽视术后的随访和资料的收集，致使他们的研究难以被国际认可。同时，他也要把中国脊柱侧凸的科研项目推向国际。目前，AOSpine中国区已向AOSpine国际申请科研经费，每年招标3-4个项目为其提供支持。中标者获得的经费可能并不多，但是对其文章在国际期刊发表很有助益，因为AOSpine支持的项目均需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投稿时文章若标注“本研究来自AOSpine International”，作者可凭此获得更多的信任。另外，邱勇也计划在AOSpine欧洲、AOSpine北美、AOSpine中东、AOSpine亚太等各地区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把中国的讲师推上舞台，展示中国专家的风采，以改变中国的AO会员甚少被邀请去国外讲课的现状。我国脊柱畸形手术及保守治疗需规范化邱勇教授为患者检查2017年，邱勇教授还将继任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任职3年。作为我国脊柱畸形矫正领域的领军人物，同行期待他在更好地引导国内脊柱畸形的治疗、尤其是保守治疗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目前，国内对脊柱畸形的治疗存在两个极端。不同于退变性脊柱疾病的过度治疗，脊柱畸形的治疗更多存在不规范、不正确、不合适的问题，甚至是错误治疗，比如手术策略不正确。很多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的医生，在中文的学术会议上也不发言，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正确，心里没底。”“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脊柱畸形的保守治疗不规范。”据邱勇透露，目前国内进行脊柱畸形规范化保守治疗的医院只有南京鼓楼医院等极少数几家。18年来，邱勇教授团队已为2000多人进行了保守治疗，最长一名病人经过10余年的持续治疗，最终免于手术。目前，还有2000多人接受他们的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目的是让病人避免手术，邱勇教授团队为脊柱畸形病人进行保守治疗的成功率在72%左右。“正确的保守治疗，可以让3/4的脊柱畸形病人不用手术。”邱勇说，支具的保守治疗对患者没有年龄起点的限制，但是有年龄的上限。全国患者幕名来看邱勇教授的门诊调查显示，脊柱侧弯在我国青少年中的发病率为1%—3%，男女发病率为1:8。一般男孩第二性征发育完全就停止支具的保守治疗;女孩月经初潮后2-3年即失去保守治疗的机会。通常，男孩16-17岁左右，女孩生长发育未停止，脊柱畸形40°甚至50°以内，均可进行保守治疗，至少可以推迟手术年龄。支具治疗的费用并不贵，但是时间成本很大。一个支具约三四千元，一般8个月左右甚至一年换一个，但是4-6个月就需到医院复诊一次，路途远的患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大。同时，还需要家长督促孩子坚持佩戴支具。对于这两个极端，邱勇在每次学术会议上都会呼吁同行重视，但是往往容易被工作繁忙的医生忽略。因为每个新病人就诊，医生要为其定制个性化的支具，支具是否合适?压力是否恰当?这需要病人在佩戴支具2小时后，医生查看其皮肤的反应来判断。皮肤是否微微发红?如果毫无反应，说明矫正力不够还需加力;如果颜色过深，说明矫正力过重也需调整。再戴2小时后，还要看皮肤的微红反应是否褪去……如此这般的细致工作，很多人难以对此提起兴趣。提醒年轻医生：脚踏实地，勿追捷径2002年邱勇教授带领脊柱外科医生进行术前讨论在邱勇的眼中，年轻骨科医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学，看书多、PPT做得好、语言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强。但年轻医生也有一个不好的趋势——想走捷径，他们忽略一些基本的训练，盲目等着上级医生准许其做手术。他提醒年轻医生，在基础尚未打扎实之前，不要急于接触高难度的手术。“在我们团队，医学生毕业后先要在大外科轮转一年，然后在骨科轮转5年，专业定到脊柱外科后，还需做1-2年的普通脊柱手术。也就是说，有7年以上资历的医生，才有资格做脊柱畸形矫形手术。”他期待年轻的骨科医生除了有更多的创新精神，还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现在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个不好的现象，研究生一毕业就进入某个专业领域，连骨科轮转都省了，更别提大外科轮转。“我是普外科出身，3年的普外科从业经历，对我从事脊柱矫正的帮助非常大，不但能从整体上把握治疗原则，还能考虑到胸腔、腹部、腰部等外科总论，以及病人的营养、输液等方面。”值得欣喜的是，除了执业医师的培训，我国已经开始进行专科医师的培训。邱勇认为，骨科医生进行5年的专科培训是必须的。现在基层医院的医生不分专业什么都做，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分科过细过早，都缺乏必要的培训。2003年邱勇教授和同事们研究病情邱勇教授曾在《心路历程》一文中对年轻医生提出如下忠告：永远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各个阶段的角色，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当你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求索的过程，不要过分计较个人得失，掌握本领是你最大的任务，也是你日后成功的资本。对于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或许你有几多抱怨，但是请记住：存在即是合理，请你自身努力适应这个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再试图一步步改变自身内在素质。当你取得一定的成绩时请保持头脑清醒，完善自身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有时不是和别人比，而是需要和自己比，不断战胜昨天的自己。让我们以此共勉。专家简介：邱勇教授邱勇，南京鼓楼医院骨科、脊柱外科行政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留学法国8年，回国后在南京鼓楼医院创建了脊柱外科，并结合中国国情，对脊柱侧凸三维矫形技术作了符合中国患者的技术改进。18年来已为来自全国各地9000余名患各种高难度脊柱疾患的病人进行矫形手术，侧弯矫正率达70%—100%。到目前为止，邱勇教授发表SCI文章84篇，中文文章131篇，其中中华系列杂志64篇;参编专著47部。目前有6项在研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中华医学科技奖1项，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江苏省科技进步奖5项，市级科技进步奖6项，江苏省卫生厅新技术引进奖11项。同时，作为南京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他承担着医学院的临床教学工作。已培养博士研究生29名，硕士研究生53名，目前在读博士10名，在读硕士14名。每年为南京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7年制研究生授课30课时。邱勇教授共组织共举办了十六届国家级医学教育《脊柱畸形》学习班，十二届省级继续医学教育《脊柱外科：现代理念与新技术实践》学习班、两届《胸腔镜技术在脊柱外科中的应用》学习班和六届《骨科新技术新理论》学习班，吸引来自全国各地骨科同行约3000名，其中高级职称和博士占50%以上，尤其是《脊柱畸形》学习班，被业界同行评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优秀继续教育学习班之一。邱勇主任目前担任国际脊柱学会(AOSpine)中国区主席，国际脊柱成形学会会员(Member of Spine Arthroplasty Society)，美国脊柱侧凸研究会会员(Member of 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国际CD脊柱外科学会会员(Groupe International CD)，法国脊柱侧弯研究会会员 (Groupe d’Etude Scoliose de France)，亚洲骨科学会会员(Member of the Asia Pacific Orthopedic Association)、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学会任职;以及《European Spine Journal》(欧洲脊柱外科)杂志编委、《Spine》脊柱(中文)杂志副主编、《BMC Musculoskeletal》杂志编委、《ASIAN SPINE JOURNAL》(亚洲脊柱杂志)编委、《中国脊柱脊髓杂志》副主编、《中国骨与关节外科》杂志副主编、《中华骨科杂志》常务编委、《中华外科杂志》编委等社会任职。基于回国以来所做的成绩，邱勇主任光荣当选为江苏省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南京市侨联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荣获“中国医师协会第二届中国医师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光荣称号。图片来源：除署名外，均由邱勇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