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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在年会上发表了《做与文化相适应的医生》的主题演讲，语调平时却处处针砭时弊，很多事例引人深思，现场300多名听众听得鸦雀无声。现根据袁钟教授演讲内容编辑成文以飨读者。经常有学生问我人文医学有什么用处？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价值观，第二个层面是人文智慧。价值观是道，人文智慧是术。价值观里的尊严首先，我想说一下“道”的问题。到了年底，很多医院都会在这个月开医院总结大会，我听过一些院长开总结大会时说：过去的一年，经过全院职工的不懈努力，我们医院的住院患者增加了20%，我们的门诊患者增加了30%，我们的收入增加了10%。那么这句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能在座的主任和医生们都会觉得这是意见很自然的事情。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不应该是院长说的话，这应该是企业家说的话，我们院长该怎么说?我们应该说的是“我们治愈了多少人，我们帮助了多少人。”我们已经忘了什么叫医院，这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也有医生告诉我说，自己当医生就是为了赚钱。这本身没错，但我想告诉你，只想赚钱，千万别当医生。这个社会上比当医生赚钱的工作还有很多，卖房子、开矿、做金融、做IT……但是，只有两个行业又有钱又有尊严，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在日本，只有两个职业能被成为“先生”，同样是医生和教师。我有一个朋友，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科研处长，他是维吾尔族人。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事情，在维吾尔族人认为人去世了可以升天，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升天，要经过集体讨论，贪官、坏警察、坏城管要被打入地狱，但只有两个职业可以不经过讨论集体升天，那就是医生和教师。什么叫尊严？我也是一名医生，我非常有体会。一个人找你看病，把所有隐私告诉你，把衣服脱光了让你检查，把所有痛苦告诉你，把生命都交给你，这种人是仅次于神的人，而不是一般人。如果医生不好好看病而是看患者的口袋，患者会恨死你。基督教两个东西很重要，一是神圣观念，再者是博爱精神。神圣观念告诉我们医生是一群优秀的人。中华中国医师协会的张雁灵会长跟我讲，他九十年代去日本，日本当时有人专门来拜访这帮医生，这让中国去的医生们很奇怪，“我们不是政治代表团，我们又不是经济代表团，也不是外交代表团，只是医生代表。”最后那位拜访者说了一句“我一辈子想当医生，可是考不上，我尊敬医生！”北京和睦家医院的董事长李碧菁是个犹太人，她曾告诉我犹太人为什么比其他人好像多那么多聪明、成功的人，其实就是因为犹太人有神圣观念。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努力、更勤奋，也就更易成功。医生应该有神圣观念，都是最优秀的一群人，不管在哪个层面，即使村医也是当地最优秀的人。前两天台湾有个医生很优秀，柯文哲现在成了台北市市长。医生在当地不仅是医生，也是领袖，一个好医生不仅是技术而且他的人品也要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大家也很清楚，这些年我们社会出了很多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投毒杀死自己的同宿舍同学，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个‘空人’，没有价值观。”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他为什么是个“空人”?想一想这些年还有几个大学生杀人的，比如马加爵、药家鑫。我们这些年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创造了精神财富吗?大家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国家有很多传统美德，爱国家、爱家庭、爱故乡、讲孝尽、讲勤俭、讲以德服人，讲天下为公，讲克己复礼，讲温良恭俭让、讲礼义仁智信，好像现在这些都没有怎么讲。人文精神的救赎主持人孟飞说过，这些年来《非诚勿扰》相亲最成功的不是大陆，而是台湾和香港的男士。香港很多青年可能参与了占中，但一些美德可能并不比我们大陆差。为什么港台男士现在比我们大陆男士更受中国女孩的喜欢?我们说看一下马英九、连战，再看一下徐才厚、薄熙来和周永康。谁更有中华美德，谁没有中华美德。前不久中华书局刚刚出版了台湾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教材两本。我所有的台湾朋友都告诉我，他们从小都读《论语》，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思想品德课在集体掩耳盗铃。有北大教授说我们这几年培养了很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是聪明，“利己”就是所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有一次我和撒贝宁在武汉对话，他问我“医疗行业怎么样?”，我则回应“先别说医疗行业怎么样，当中央电视台在播“冬虫夏草含着吃”“我生命一号”等虚假广告的时候，就说明整条河流都已经被污染，没有哪个鱼能摆脱被污染，治理污染的办法就是治理上游。党中央习总书记现在正在治理上游，河流也许很快就能干净。这其实就是价值观。各位掌握了各种先进技术的达专家满身功夫，有了满身功夫可以干两件事情，一是见义勇为，二是拦路抢劫。干好干坏，人内心的文化决定你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位医生告诉我，他在消化科上班的第一天，他们科室要完成的一个指标还没完成，快要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个患心血管病的农民因为挂错号找到了他，但是他当天一个病人都没有，因此当时就违背良心给这位农民看病给开了药，病人抓药再回来问他时，他觉得内心实在过意不去。他就告诉这位农民再去挂一个心血管的号，那个农民突然哭道“我钱都用光了”。这位医生后来说道，他当时有一种坐台的感觉，从此告别了医院，不再做医生。我们在当医生、院长、干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千万别让我们的医生去牺牲善良才能获得正当权益。他本来该有一万块钱的工资却只他发两千，另外八千块钱让他自己去赚，这是邪恶的。什么叫医疗？医疗起源一个同情心，人贵在有同情心。最初人们因为看到受苦受难，有人难受就去帮他，这才叫做医疗。什么叫医院?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派的社会有很多流浪的、无人管的乞丐穷人。因此，他们设了一个场所让他们缓解苦难，最后慢慢形成了医院。因为爱才有了医疗和医院，如果把这个精神泯灭了就不再叫医疗，那叫交易，它不可能有尊严。我想这医学人文就是干这个的，塑造医生的价值观。我们几乎把医院当成一个企业，我们的领导们在一块开会最喜欢说的是“我们医院5个亿，我们医院8个亿，我们医院9个亿，我们医院12个亿，我们医院20个亿。”为什么协和的妇产科主任郎景和院士告诉他们科室医务人员每周必须读一本本专业以外的书，就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我们的医生应该学会和人打交道，我们不能只会和疾病打交道。“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却总是抚慰”，总是抚慰，但我们有抚慰能力吗？这恰恰是医学人文要弥补的。中国医生和美国医生的区别在哪?中国医生现在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我们做了那么多手术。但是中美医生比较下来，我们的差别在于爱。美国医生让病人感到有爱，中国医生感觉不到。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太需要医学人文精神。不够相信科技，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这种很重要的一部分。全世界大多数民族都认为人死了可以升天轮回有下辈子。但我们这个民族想追求长生不死，所以我们发明了很多长生不老的办法。我们绝对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中国人什么都能忍受，家庭矛盾、工作矛盾、社会矛盾能都忍，但是在死亡面前却忍受不了我们没有准备，面对死亡的第一个心理反映就是愤怒和震惊。我讲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怎么当好医生的问题。第一，我不想讲让大家如何去学雷锋，学白求恩，我只需要给老专家和当老师的讲，你们一定要想到自己老了会落到什么样的医生手里。你先做好医生，你的学生才能是好医生，等你老的时候，这个老医生就会照顾你，你现在不好好做医生，等你老了你的学生就会按你的方法收拾你。我们不能让学生学雷锋而自己在学和绅。第二，为孩子做个好人。很多事情，中国人只有为了孩子才会做，才会改变。我经常讲戒烟的问题，如果我们学老外在烟盒上印上骷髅和黑肺，但很多人根本不会戒烟。我们什么情况下才会戒烟?只要在香烟包装上写下“抽烟会让你的孙子变为畸形”，我想他一定戒烟。第三，人这一辈子干嘛来了？如果有机会去新疆的沙漠里面看看，如果有一摊水，就一定要草，有草就有牛羊，有牛羊就有人，人背后就没有东西吃我们了。草的价值就是让牛羊活的好，牛羊的价值就是让人活的好，人的价值就是让其他生物活的好，这个社会有了你多一份美好，千万不要让这个社会因为有了我而多了一份痛苦或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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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开展公立医院在职或退休主治以上医师到基层医疗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试点”。这对发挥医生积极性、缓解基层人才的不足而言无疑是一招妙棋。但问题是，编制改革还没有完成，医生尚未自由执业，名医去基层，大医院会不会感到吃亏?　　公立医院在职或退休主治以上医师到基层医疗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将在各方面产生极大的效应。　　首先，患者将告别看病难的尴尬处境。在家门口就能看病，不用去大城市大医院感受拥堵，省去了来往交通费、陪护人员的住宿费等。虽然患者可能要付给“下基层名医”较高的挂号费，但就医的综合成本肯定要大大低于直接到大医院找名医看病;而且，因为符合分级诊疗的要求，报销比例还可能有优惠。　　其次，基层医院输入新的血液，将获得长足发展。名医在基层医院开设工作室，可以提高基层医院知名度。成本方面，名医诊疗服务的价值，可以以提高挂号费的形式，由患者和名医之间“随行就市”。基层医院可以与名医(或名医所在的大医院)签订合同，约定名医带1至2名基层医院徒弟，帮助培养人才。基层医院可以酌情付给名医补贴。　　名医可能是开设基层工作室的最受益的群体。长期以来，名医“干的是拿手术刀的活儿，得到的是白菜价诊疗费”，其劳动强度、劳动价值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匹配。如果开设工作室，由于名医是稀缺资源，基层医院会追捧有限的名医，抬高名医身价，并反过来对名医所服务的大医院造成压力，促成名医待遇提高，进而推动医院由目前的药品差价为主要利润来源，转为诊疗服务为主要利润来源。　　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让名医去基层，大医院会不会不干呢?花了时间和精力培养出来的大医生去给基层干活，收入减少了不说，大医院自己的工作如何保证?　　对此，有人认为，让名医到基层医院开设工作室，并非是个人“干私活”，而是上下级医院之间有计划、有组织的人才交流。虽然名医在选择要服务的基层医院时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但大医院对名医基层工作室的服务时间、成本补偿、利润分成等依然有相当大的话语权。至于名医在大医院的工作时间损失，大医院可以通过加大年轻医生的聘用和培养力度来弥补，这样更容易形成医院的人才梯队配置。　　虽然有大医院出面牵头，医生们不必向多点执业那样惧于医院领导的压力，但是，医生还属于医院的“单位人”身份，在大医院以外的地点执业，相关制度的衔接、管理和责任等问题仍然需要细化。　　北京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晓芳认为，医生自由执业，才能让医疗资源发挥最大效益。相较于我国的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医疗资源结构失衡的问题更为突出。名医到基层医疗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相当于对名医身份的一次“解放”，但相关执业认证、考核和保险等制度还需要社会化。其实，医生走出体制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国外一些国家医生自由执业的热度也开始回潮。医生无论在哪里都需要一个好的平台和制度，只有解除了医生的后顾之忧，医师到基层医疗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才能如鱼入大海，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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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5日至8日，在美国奥兰多举行的第62届美国骨科研究协会(Orthopaedic Research Society, ORS)年会上，武汉协和医院骨科医院童伟博士获得“青年学者奖”(New Investigator Recognition Awards, NIRA)。另外，在同期举行的国际华人骨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Chinese Musculeskeletal Research Society, ICMRS)年会中，童伟获得了Webster Jee青年学者奖。　　美国骨科研究协会年会是全球骨科领域最权威的大会之一，它每年吸引全球数千名骨科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师参加。在此次大会上，童伟的研究工作The Critical Role of Mesenchymal Progenitors in Initiating the Secondary Ossification Center at the Epiphyseal Cartilage(“骺软骨中的间充质干细胞促进次级骨化中心形成”)被邀请分别做口头报告和壁报展示。该研究发现小鼠骺软骨表面存在间充质干细胞，随着小鼠的发育，他们能够迁移进入骺端软骨中心，同时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诱导单个血管祖细胞的聚集和迁移，使得两种细胞协同进入骺软骨中心，并分别进行成骨、成脂分化以及血管新生，最终形成次级骨化中心。该研究揭示了次级骨化中心干细胞的来源，并进一步证实了软骨表面干细胞的存在。　　NIRA是美国骨科研究协会年会设立的旨在鼓励年轻学者从事骨科学研究的奖项，该奖由年会委员会从参加大会的论文中提名32位候选者进入决赛，被提名的青年学者在大会上经过口头汇报，壁报展以及问答环节后，由评委评分，得分最高的10人成为获奖者。本年度评出的其他获奖者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以及日本。　　此外，在同时进行的国际华人骨研学会年会中，童伟博士还获得了Webster Jee青年学者奖。国际华人骨研学会(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Musculoskeletal Research Society，ICMRS)由世界范围内骨科研究及骨矿研究领域的华裔研究人员组成，旨在推动肌肉骨骼系统及相关研究领域多学科合作和交流的国际性学术组织。ICMRS年会每年评选出三名Webster Jee青年学者奖，其他两名获奖者分别来自中国香港大学和美国布朗大学。图为本次NIRA获奖的青年学者，后排左一为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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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行者李伟）我到现在还记得跟两位医生哥一起出去吃饭的惊险经历。那天跟两位医生哥起吃自助烧烤，吃得正欢，不想邻座一胖男忽然“咕咚”一声倒至座椅底下，脸色铁青、两眼上翻。胖男身边女生吓得尖叫起来，两位医生哥瞬间“医格”爆发，一个跳出去说：“我是医生！”另一个跨过去说：“我是医生！”然后一个摸颈动脉、一个听呼吸音，一个询问胖子男同伴：“他有没有心脏病？”另一个询问胖子女同伴：“他有没有癫痫？”同伴们都吓傻了，表示不知道这哥们有啥病史。医生A迅速扒开患者的嘴，发现患者喉咙里有东西堵住了。医生B立即递上一根勺子让A当压舌板，再拿出手机切换到手电筒状态帮助照明。医生A没有工具用手下去掏，够不着，医生B抓起桌上的一双筷子叫A夹出来……两人一边努力夹异物一边吩咐我：“赶快打120！”还别说，经过两人默契配合，真的从患者喉间夹出一团没咽下的食物……病人的脸色好转了，旁边看热闹的女生却恶心得差点吐出来，医生哥蔑视地看向干呕的女生……这时， 120救护车“呜呜呜”地也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病人抬上救护车，什么病不得而知，但掏出喉间堵塞物，病人起码不会被窒息夺命，两位医生哥很得意，找了湿巾擦手，边擦边互相对叹：“随随便便又救了一个人……”那自信傲娇天下舍我其谁的神态真TM帅！我们医院内部论坛也曾热烈讨论过肿瘤科王教授的便衣救人经历。那天王教授乘公交车，对面中年人额头一颗黑痣让他感觉有异常，盯着那颗黑痣研究半天，看得对方很发毛。王教授说：“你这颗痣我看有点问题，建议你一定要到医院查一查……”对方将信将疑，王教授就从兜里掏出自己的名片，“我是某某医院的，专搞黑色素瘤，每周四下午三点到五点坐门诊，你一定要来找我查一查……”旁边的一个青年人知道“黑色素瘤”这种病，就问：“您说的黑色素瘤就是电影《非诚勿扰2》里面李香山得的绝症吧？当时看了很担心，一直想找专家看看我这颗痣呢！”王教授看了青年人的痣：“你这个边缘规则、颜色均一，没问题！”也许是这番对话打动了中年男。后来中年男到医院找到王教授——还好，因为发现及时，早早做了手术捡回一条命。大家看到这则热议，纷纷表示以后要“多坐公交少开车”，这样也许能多活几年。其实“便衣救人”也是有风险的。我有一个医生伯伯回老家过年，在家乡小街上看到一个脸色发灰的人就追过去说：“你的肝有问题，要去医院查查……”结果被那人追着打。因为是老家嘛，拐着弯都认识，后来的消息是那人果然得了肝病，只不过一直还埋怨大伯“乌鸦嘴不吉利”。我们医院姜医生属于医商和情商都很高的人，她也有便衣救人的经历。那年她携全家去海南旅游，看一的士司机颈部有包块，出于职业敏感，就跟司机攀谈了起来。姜医生心思细腻，详细科普了颈部淋巴肿块可能是哪些疾病的表现，建议司机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同时，旁敲侧击地对身边的老公说：“最近又收治了几个鼻咽癌的病人，发现得早，好治得多了……”司机对姜医生很信任，特地互留了电话。后来，电话打过来，果然是鼻咽癌……后来这位司机成了姜医生的病人，他舍近求远从海南跑过来求医，因为他认定姜医生是他生命中的贵人。“随随便便救人”既是医者风范，也是医者秉性，估计许多医生都有类似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