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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倡导者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余可谊副教授认为,国内的医院暴力零容忍运动任重道远,尽管在现有国情下,个人对这项运动的推行前景并不持乐观态度,但仍然想要大声呼吁!首先要推广理念,在国内并没有将医院暴力视为一种职业伤害,医院作为雇佣方,有义务为其员工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其次,有必要明确医院暴力的具体定义,做好登记制度,做好了基础的数据收集,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降低医院暴力的发生率和伤害程度;最后,医院暴力零容忍不应停留在口号上,也不能只寄望于国家层面的支持,医院应建立自己的反暴力应对程序,例如遇到暴力袭击,如何及时报警,谁会前去增援,如何自我防卫,在工作场所遇袭有哪些逃生线路可以选择等等。他认为设定联盟要具备五条件: 1.广泛性:这个联盟不能只有医生、护士,要赢得医院管理阶层的认可和参与;要争取到理性的病人代表,医院暴力零容忍的最终目标是和谐的医患关系;要有法律界人士的参与;要有国家机器的支持(公安、法院);还有有良心的媒体支持。 2.官家认可:在中国大陆的现有环境下,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上述使命的,但寄希望政府层面主动推行上述政策也是一种痴心妄想。联盟的使命是普及理念、拿出数据,让政府理解到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医生、护士队伍的稳定,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从而默许甚至支持这项运动。 3.多中心:鉴于国家层面对于民间团体的严格管理和中国医生的一盘散沙状况,希望联盟能够在各地自行发展,分散可以避免被打击,至于未来的发展要靠造化,但过于早熟也意味着早期被剪除的风险很高。希望中国医师协会能够领导这场运动,如果他们不出头做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先通过民间的努力来推进。 4.有突破点:医院暴力零容忍政策被全面接受需要时日,但找到关键的突破点非常重要。例如,针对在急诊室闹事的醉酒患者及家属,我们可以立法禁止醉酒家属进入医院,既然我们可以立法禁止酒驾,为什么可以放任那些具有高度攻击性的醉酒家属进入医院这种公共场所,导致医务人员、其他病人蒙受袭击的风险;对于醉酒的患者,则应有相应的操作指南,有物理措施和相应的镇静措施,来保证医疗救治过程中的平稳。 5.有韧性、有信念:推进这项事业的人不需要太多,但这些人需要有韧性,能够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的信念是不只是做这种事情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未来的医生和护士,也是为了大多数病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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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4日,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主办的“ ‘关注骨松 关爱健康’ 2013中国骨质疏松骨折防治蓝皮书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根据2003~2006年间的全国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估算,中国2006年在50岁以上人群约有6944万人患有骨质疏松症,约2亿1千万人存在低骨量。但由于人们的认识不足,我国在骨质疏松的诊断和抗骨质疏松治疗方面仍然存在些问题,从而导致我国的骨质疏松骨折发病率居高不下,而这些患者中仅有五分之一得到了相应的抗骨质疏松治疗。如何有效地提高骨质疏松的诊断率和治疗率,尤其是如何对已经发生骨折的患者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以预防可能严重致残甚至致死的“二进宫”,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为此,在2013年10月20日“世界骨质疏松日”来临前夕,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携手国内骨科知名专家,联合发布了《中国骨质疏松骨折防治蓝皮书》,呼吁全社会关注骨质疏松,提高对抗骨质疏松治疗的认识,从而减少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生。新闻发布会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丁晓榕主持,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理事兼秘书长常映明出席并发言,同时并邀请了参加蓝皮书撰写的部分专家现场讲座以及在京30多家媒体单位到场,与专家进行互动问答及会后专访。北京医院薛庆云教授与北京积水潭医院副院长贺良教授分别就骨质疏松的危害性以及骨质疏松如何诊断、检测、治疗进行了精彩的讲座,随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唐海教授对蓝皮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新闻媒体的积极关注,相信《中国骨质疏松骨折防治蓝皮书》的发布必将唤起人们对骨质疏松症的重视,为降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做出积极的贡献!中国骨松骨折防治蓝皮书新闻会主席台会议现场常映明秘书长致辞 薛庆云教授现场讲座贺良教授现场讲座唐海教授解读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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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中国错位就医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想要拉回来并不容易。一年前,政策制定者决定尝试一条破解无序就医的新路,让大型公立医院和基层医院“抱团”发展,“医联体”这个新名词也由此渐渐为人所知。一年后的今天,医联体服务模式在北京到底进展如何?若大规模推广还有哪些难点需要攻克?连日来,北京商报记者以北京朝阳医院医联体为样本进行了一番采访调查。结果表明,政策实施效果与设计初衷尚有较大差距。 观念:近四成民众小病仍去大医院 床位:长期满员 排队患者信息写满六页纸社保:医联体内社保卡未选定医院也能报销 朝阳医院本院的床位数只有1400张,每天超负荷运转,患者总抱怨住院难,一些热门科室患者甚至要等上数月才能等到床位。2012年11月,由朝阳医院和其周围10家医院组成的医联体成立之初的设想是,朝阳医院与周边1家三级医院、2家二级医院和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网打造成“医疗联盟”,总床位数达到约3100张,联盟内的各级医院将通过双向转诊等方式逐步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和统筹利用。 尽管政策目标是医患双赢,但出于对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不信任,一些患者对自上而下的转诊十分抵触。在东三里屯社区住了40多年的李阿姨对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太多好感,“我很少去,大病就到朝阳医院看,小病就让孩子们去给我买点药。以前,在朝阳医院住院时,大夫也劝我转到下面的社区医院,儿女和我都不同意,小医院大夫、设备、技术水平跟大医院没得比”。李阿姨说。 根据北京商报与零点指标数据公司共同进行的调查,72%的受访者表示曾在社区医院就诊过,28%的受访者从未在社区医院就诊;只有一半的被调查者患上感冒等小病会首选社区医院,近四成患者仍然会选择二级医院甚至三级医院;在社区医院看过病的28.2%受访者对医生水平不太满意,另有7.1%受访者表示非常不满意;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对社区医院的医疗设备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过半的受访者对社区医院药品种类不满意,足见在一些老百姓的传统认识和观念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仍然未能摆脱落后的帽子。 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孙东东认为,发展医联体,首先要改变患者“基层医院水平低”的观念,同时让基层有一支合格的人才队伍,并在工资待遇、晋升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床位:长期满员 排队患者信息写满六页纸 转诊的另一难题是社区医疗机构的床位限制。北京商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在北京朝阳医院医疗联盟内的7家社区机构,只有2家有病床,其床位数量也非常有限,没床就无法转送住院的患者。记者以正在朝阳医院住院病人家属的身份走访了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卫生中心二楼的住院部医生办公室,一名大夫给记者看了长达6页的排队等候住院患者名单。据这名大夫介绍,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100张床位,包括单间、双人间和三人间,由于附近没有其他大型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以这里的住院床位常年爆满。在其记录排队者的本子上,大夫写下了记者家“病人”的姓名、性别、病症、是否能够自理、是否享受医保等信息,并记下记者的联系方式,称有病床后会通知家属。 记者看到,在记录等候患者信息本子的满满6页纸上,每页大致记录8-9个等候住院的病人信息,由此估算,等候住院的患者达50人左右。当记者询问:“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是和朝阳医院属于医联体吗,那我家人从朝阳医院转院是否享受优先权和更多便利?”这名大夫回答:“这没有多大关系。”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院的住院部一直没有人联系过记者。 社保:医联体内社保卡未选定医院也能报销 在朝阳医院医联体刚刚成立时,曾有外界对转诊的社保问题心存担忧。据了解,朝阳医院等大部分三级医院属于A类医院,在医保定点医院选择方面不受限制,但是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要受医保选择的限制,如果想去的二级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属于社保卡上所选定的医院,应另行通过所在单位修改社保卡信息,许多患者会因这层麻烦而直接选择到三级医院就诊。 市人保局副巡视员蒋继元此前曾公开表示,未来医保政策、流程将根据医疗联盟的发展做出相应调整。例如,原先参保者除A类大医院外,须选择定点医院方可享医保待遇,以后或将探索在联盟内部就医即可享医保,但新政究竟何时能实施,还没有具体时间表。 对此,朝阳医院社区医疗办公室主任胡云岭表示,社保问题在医联体成立之后不久,就已经得到解决。只要是从朝阳医院向医联体内其他医院转诊的患者,医生在开转诊单的时候会在上面注明“连续治疗”,这样,即使社保没有选定转诊的医院,患者在这个住院周期产生的费用,在报销范围内,医保也可以予以支付。 其实,在胡云岭看来,大型公立医院只有让病床周转起来,接诊更多疑难杂症患者,才能更有活力。在成立医联体之后,朝阳医院的平均住院日有所缩短,尤其以骨科最为明显。“骨科患者在经过手术治疗之后,就需要卧床休息以及康复训练,这类患者转至其他医院,可以让大医院接诊更多急需住院的患者,对医患双方都有好处。”胡云岭说。 药品:基层医院缺药成患者抵触转诊主因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的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现,由于受到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种类的限制,一些常用药在社区医院的药房根本拿不到,有些患者在社区康复治疗后,却不得不返回大医院开药,这给患者的治疗带来巨大不便。北京朝阳医院零差率销售的药品达到1400余种,而社区医院只有519种。尽管北京在5月已经启动了基本药物补充目录集中采购,年内基层医疗机构药物品种将达到700种,但品种总数仍然只有三甲医院的一半。如此明显的差距成为许多患者不愿向下转诊的重要原因。 “心脏病患者需要的波立维,癌症患者要用的抗癌药物,级别较高的抗生素、止疼药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患者在大医院治疗之后康复期的用药,但是我们社区医院都没有。”朝阳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之一—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王艳红举例说,假如一名在朝阳医院神经内科治疗脑出血的患者转至社区医院继续康复治疗,需要下胃管进行肠道给养,同时使用抗生素,这些药物和治疗在朝阳医院都可以报销,但是在社区医院就不行。“心脏病患者在支架手术之后至少要服用半年的波立维,费用达到数千元,让患者术后只在社区医院自费买药太不现实,而且大多数社区医院也不配备这类药,因为是自费药,即使配备了,也没有患者买。”王艳红直言,自医联体成立至今年上半年,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接收了23名转自朝阳医院的患者,数量之少显然违背了成立之初的设想。 如果患者在社区医院住院进行康复治疗,到朝阳医院去拿药可以吗?答案是否定的。王艳红说,患者一旦住进社区医院,社保卡就冻结了,这意味着患者在住院期间只能从社区医院开药,不能再开出其他任何医院的药。 “为了保护患者的知情权,转诊至社区医院时,患者会被要求签署一份自费协议,医院提前告知哪些药是自费的,如果患者不同意使用就不用,这么做是为了减少医患矛盾。”王艳红说,前不久,一位刚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被转诊至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得知术后一些药在社区医院不能报销时,这位患者非常生气,当天晚上就又回到了朝阳医院,回去之后还跟朝阳医院的医生吵了一架。 向下转诊困难,让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也十分头疼。“患者就是压床,就是不走,医护人员能做的只有努力做工作,不能强迫。”陈勇对北京商报记者说。 在王艳红看来,既然医联体内转诊的医保报销问题已经解决,基层医院药品种类少的问题解决起来应该也不是难事。“我希望医保部门能将医联体看成一个整体,让患者在其中的任何一家医院住院,都还可以到医联体内的大医院开药。”王艳红说。 “基层医院药品种类少的问题不解决,医联体形同虚设。”孙东东建议,未来可以探索根据基层医院特色,挂上医联体大医院分院牌子的作法,使患者在不同医院住院期间共享医联体内所有医院药房资源,让医联体真正成为一个联合体。 事实上,早在朝阳医院医联体成立之初,社保部门就曾讨论过基层医院药品目录问题。社保部门相关负责人坦言,基层医院受药房人员资质、药房面积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很难做到与大医院药品种类一致。但孙东东却认为,在“银行都能开到偏远山区”的当今,这些问题只要想解决就能解决。 利益分割:如何让各医院均获利成关键 事实上,双向转诊的难题不仅体现在患者的选择上,从医院的角度,也并不愿“放掉”手中有利可图的“优质”患者,接收那些没有什么“油水”的普通患者。北京某二级甲等医院的一位医务工作者表示:“从整个链条来看,医联体受益最多的是三级医院,损失最多的是我们二级医院。”她表示,从一个疾病的治疗周期来看,主要的费用支出一般在前期的项目检查、手术和药物治疗,后期所谓的“延续性治疗和康复性治疗”对医院来说没有多大的利润可图,谁都不愿意接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每个医院都是独立的法人,大家都要赚钱,都要生存。医院的收入从哪里来?就是患者,让它把患者都送出去,谁也不干。”顾昕认为,当前医联体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是,虽然政府提出要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和统筹利用”,但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让大家都能在合理范围内赚到钱。 “盘子就这么大,谁都不愿意拱手让人。虽然北京现有的三家医联体都建立起来了,但只要这种利益纷争格局不变,医联体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顾昕强调。而现有的行政体制也是制约医联体内各级医院合作的一大障碍。“比如,朝阳医院归北京市卫生局和医管局管,医联体内的朝阳区第二医院和社区卫生院归朝阳区管,武警北京市总队医院属于军方的,大家不在一个体系内,谁也指挥不动谁。”顾昕认为,在医疗资源按行政层级配置的体制下,最终医联体还是一个松散的联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系主任刘国恩表示,只有让大医院获得足够利益,才能使医疗资源整合更顺畅。对此,胡云岭却认为,尽管朝阳医院在医联体成立之后经济利益并没有明显得到提升,但相应缩短平均住院日,医院收治更多患者,这就相当于获利了。而基层医院为了接收更多转诊来的患者,将长期压床的慢性病患者劝回家,也会相应赚取更多收益。 有业内人士坦言,在医联体成员单位患者数量均有所增加的同时,也应警惕出现各医院为争取“优质”病人而推诿普通患者的情况。此外,目前实施的总额预付制度也对医院收治病人之后所发生的费用设定了范围,一旦超额,医院负责人将接受医保部门的警告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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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史毅小组费尽全力,没能把患者救过来,但他们遇到了极其通情达理的患者家属,没有抱怨医生还表示感谢。下班走的时候,那位家属在楼道里,他们感到无法面对,最后大家没走正门,而是跳窗户走的,好在办公室在一楼。 ■“洋洋的病情恶化,已经失去手术的机会,我非常抱歉,带着洋洋回家吧。”这句话一说出口,洋洋爸爸眼圈瞬间变红,期望的双眼紧紧地盯着他……这个眼神,在顾晋教授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至今令他备感自责。 ■凌锋说,医生要做观世音菩萨,观—认真观察患者病情;世—世事洞明,深刻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找准自己的位置。音—能够倾听别人的声音和不同的声音;菩萨—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不论贫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 整天跟死神抢夺生命,胜少输多,最终都要无奈面对的群体——医生,他们心中的伤与痛,很少有人关注。 已经凌晨两点多了,魏永祥又打开台灯,把手术方案看了一遍,早上一上班就要给一位8岁的男孩做颌面部的肿瘤切除术了,他总感到有些地方还不踏实,还要再细细推敲一下。 如今,10多年过去了,那个小男孩已经长成了健健康康的大小伙子,从同仁到朝阳再到安贞,魏永祥因工作岗位变动调到哪里,孩子始终没有中断与魏大夫的联系。已经就任北京安贞医院院长的魏永祥说,我们已经成了亲戚了,孩子的父亲就说,孩子离开谁都行,就是离不开您。离开您,就活不了了。定期复查,调药,十多年就这么下来了。 史毅(化名)原来是北京某医院外科医生,行医十年后,他改行做了医学教育工作,但让他最难忘记的还是在临床那十年。苦、累、无奈、绝望、欣慰,可谓五味俱全。史毅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他们小组连续手术14个小时,终于把一名车祸患者救过来了,几个人几乎累散了架,横七竖八坐靠在手术室的墙角喘口气。 刚坐下,就看到同样劳累了一个晚上的麻醉师摇摇晃晃到了病人跟前,伸手要去拔病人的呼吸机管子。史毅几乎是跳起来的,一脚就把麻醉师踹翻,大吼道:你疯了!想干什么!麻醉师这才醒悟过来,连打了自己几个耳光,说,糊涂了,糊涂了,把管子当成扶手了。差点出大事! 还有一次,史毅小组费尽全力,没能把患者救过来,但他们遇到了通情达理的患者家属,没有抱怨而是对医生们表示感谢,还劝他们别太难过,怨不得医生。 史毅说,下班走的时候,那位家属在楼道里,他们感到无法面对,最后大家没走正门,而是跳窗户走的,好在办公室在一楼。 在美国纽约撒拉纳克湖畔有一座墓碑,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们到了这里,都要去看看那块著名的墓志铭: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说出了医生的心声,医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更多的是关怀和安慰。 我们常常关注于某种重病患者被救活的新闻,常常慨叹某位医生的妙手回春,但也常常忘记了,医生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胜利只是阶段性的,最终是失败,人终究是要走向死亡的,死亡的最终方式都是疾病。医生负责管理的就是生死之间的最大不确定性或者是人生最大的困境。 这个整天跟死神抢夺生命,,胜少输多,最终都要无奈面对的群体——医生,他们心中的伤与痛,很少有人关注和关心。 活生生的人,前一秒钟还在和你说话,后一秒钟,就消失了,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和无奈 “活生生的人,前一秒钟还在和你说话,后一秒钟,就没了气息,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毕业后去急诊科上班的第二天,就让田明(化名)一下子感到生命的脆弱,尽管时隔5年,山西某医院急诊科的田明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那天来了一位车祸患者,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推他做术前检查时,为了不让他昏迷、失去意识,一路上田明都在噼里啪啦地跟他说话,他也能微弱地回应田明。 但拍完CT回来的路上,他刚和田明说完一句话,突然就没声了,田明赶紧摸他的大动脉,没有跳动了!便开始慌忙地给他做胸部按压急救,做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停不下来,希望奇迹到来。 五年中,田明不记得经历了多少例生死离别的病人,很多医生已变得冷静,但田明每次遇到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发酸。 很多患者家属看到病人去世,都悲天跄地,看到一旁的医生却表情冷静,认为是医生职业冷漠。其实,每天回家路上,心情好坏都与当天病人的状况直接相关,田明说,她的脑子里每天回家路上都会反复闪过: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能……或许就…… 这样的问题,想忘也忘不掉,“妈妈总是劝我不能把路也当成急诊室、家也当成急诊室,家人跟着都累了,但这就是真实的感受,每天回家我都会和他们唠叨几句病人的情况,说完情绪会好点,家里成了我情绪排泄的出口,不能让病人承受。” 术后十分之一的失败率,在半年内连续遭遇两例,感觉不仅是无奈,甚至会有些绝望 颅颈交界畸形手术是神经外科较高难度的手术,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作为全国该学科的排头兵,理论上10%的术后症状加重比率,余新光教授及其团队做过近800例这种手术,仅有4~5例出现。而蹊跷的是最近半年竟然就有两位患者出现意外,面对如此意外,余新光教授用了“绝望”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第一位患者是个12岁的小姑娘,术前已经出现呼吸不畅的症状,畸形的骨头把脊髓压成了像线那么细,位置就在脑干前面,仅仅隔着一层比纸还薄的脑膜,要把畸形的骨头拿掉,手术的风险可想而知,北京很多大医院的专家都婉拒了这台手术。余新光教授接下了,而且出现了术后病情加重的意外,小姑娘术后不能自主呼吸,完全要靠呼吸机。 “小姑娘身体太虚了,用了各种办法进行营养治疗,消化吸收也很有限,根本没有力气呼吸,也吸收不了营养”,余新光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尽管这些风险已早告知患者家属,但他还是默默做了一件事:自己掏了2万多块钱,买了台简易的呼吸机给小姑娘用,“患者条件不太好,医院呼吸机的费用太贵,能替她省点就省点吧。” 就在小姑娘还带着呼吸机躺在医院时,另一位小患者,同样的病情、同样被其他医院婉拒,又来到余新光主任面前,“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劝,别再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了”,余新光教授说,但管不住手也管不住心,就是这么“寸”,术后同样的险情又一次上演,小患者呼吸困难也加重了,上了呼吸机,在神外的手术台上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余教授,经历过无数生死时速的大场面,“在那一刻我真是感到很绝望、无助,甚至有些后悔,自己怎么不听劝啊!”。 “神经外科医生就像在加固一堵摇摇欲坠的危墙,在加固过程中可能订个脚手架产生的震动会让危墙坍塌,但你必须选择去做,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危墙坍塌吧。”医生的职业是这样的,常在挽救生命的喜悦和痛惜生命的挫败中游走,有时候理论上万分之一的失败也会让你碰巧遇上,没有选择。余教授经常拿这来宽慰自己和同事。 即便医生再努力,在洋洋与癌症这场斗争中,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了,直到今天他还会备感自责 “带着洋洋回家吧!” 顾晋说出了一个医生最不愿意说出的话。 “当时心情非常复杂,我暗暗地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洋洋说一句告别的话?其实,自从我送给洋洋那个小熊开始,洋洋就把我当成她的希望,她不再称呼我顾医生,而是称我为‘叔叔’,现在我真的想对她说:洋洋,千万别责怪叔叔,不是叔叔不尽人情,是叔叔不敢面对分别的那一刻。”接受记者的采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顾晋教授还是满口遗憾。 洋洋是个24岁的姑娘,因直肠癌做了放疗、手术、造口、辅助化疗等一系列治疗,可仅一年半肿瘤就复发并转移到卵巢,生命进入倒计时。 如何让一个24岁的孩子接受这个事实?顾晋教授说,这是他从医近三十年的头一次,同时他也体会到作为一名医生的无奈、惋惜和遗憾。 洋洋患的是直肠癌,而且肿瘤位置非常低,制订的治疗策略是先接受术前放射治疗。但洋洋父亲怕放疗影响卵巢的功能,影响今后的生育能力,于是只能先手术,由于肿瘤位置低,没有保留住她的肛门。 再次见到洋洋,已经是她医治后的一年半。当时洋洋消瘦厉害,面色苍白,肚子胀胀的。顾晋第一眼就知道洋洋的病情快速进展了,肿瘤很可能复发,果然各种检查报告显示直肠癌晚期卵巢转移,而且腹部多处转移,经妇科主任一起会诊,顾教授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手术! “经过讨论,全院多学科查房结果认为,洋洋的病情恶化,已经失去手术的机会,我们真的不能为她做什么了,我非常抱歉,带着洋洋回家吧。”顾教授说完这句话,洋洋的妈妈转过脸去抽泣,洋洋爸爸眼圈瞬间变红,期望的双眼紧紧地盯着他…… 疾病就是这样无情,顾晋教授治好过不少肠癌患者,但面对洋洋的束手无策,洋洋爸爸那期望的眼神,在顾晋教授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至今令他备感自责。 江泽飞会跟有些晚期病人说:我不一定治得好你,但我一定给你好好治 说起失败,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北京307医院)乳腺肿瘤科主任江泽飞说,承认无奈是很痛苦的,但当经手医治的病人最终还是走了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承认——医生就是这样,不一定总能做到。 权威数据显示,乳腺癌治愈率约70%,应该说,是属于好治的肿瘤了。但依然有约30%的患者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人世。 所以江泽飞会跟有些晚期病人说:我不一定治得好你,但我一定给你好好治。他也尽量和患者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医生可能无法挽救你的生命,但会尽可能减少你的痛苦,帮助你延长寿命。这样的治疗心态,江泽飞说,是在经历了很多无奈之后形成的。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能治好更多病人。等到自己开始独立制定治疗方案,经历这些年行医,总有病人医治无效离开之后,你就会反过来调整自己了”。 江泽飞还记得,20多年前,他刚毕业没多久,听说海外有一种药物能帮助治疗一位老太太的病,刚好患者家属就在海外,很高兴,以为老人有救了,可当时海关规定,药物不能入境。就这样,因为药拿不到,最后,无奈地看着老人离去。 这样的经历多了,江泽飞说,医生们难免会受打击,可医学就是这样,“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所以,作为医生,只能比别人更坚强,因为只有坚强,才能有勇气去面对下一个病人,才可能帮助更多的患者。 “虽然无奈是经常的,但希望是永远的”。江泽飞说,作为医生,应该把痛苦放在内心,用乐观的情绪去影响那些深受病魔折磨的癌症患者。 事实上,希望确实存在。比如,现在国际上好的乳腺癌治疗药物基本能在第一时间到达国内,多种治疗手段也更精确和成熟,患者的医疗可及性也越来越广。所以,江泽飞说:“为什么我们还总在30%中悲观,而不去看那70%的治愈希望呢?” “我们从失败的病例中寻找规律,可能会挽救更多的患者。”凌锋说,医生要做观世音菩萨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教授,从医院卫生员起步,开创了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多个第一。说起挫折感,她说那是神外医生的常态,有时毫厘之差,会带来天壤之别的后果。 记者应邀参加了凌锋医学哲学小组的一次讨论会,那次的议题是稳态医学在神外领域的应用。那次凌锋主讲的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和一个失败的案例,通过对比寻找规律。 紧接着,凌锋的博士生讲了从数例死亡病例中发现的共同点,他们叫做生命节点。 “我们从失败的病例中寻找规律,可能会挽救更多的患者。”凌锋说。凌锋偶然看到一本书《重生手记》,是一名肿瘤患者的自述,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医学、人文、医患的案例、思考。 凌锋说,医生要做观世音菩萨,观——认真观察病情,认真观察患者;世——世事洞明,能够深刻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找准自己的位置。音——能够倾听别人的声音和不同的声音;菩萨——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不论贫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 就在本文即将完稿时,我们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东大夫(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晓东)一个28岁的男人患非常罕见的恶性度很高的肿瘤,我们为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生存了近两年,今天来看我门诊已经很晚了,他面带微笑的坦然心态震撼到我;走前和我握手说谢谢您这么长时间的照顾和对我的关爱,他来和我告别——这一刻终于击倒了我,我不敢让泪水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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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脊柱脊髓学术会议经过精心筹备,在成都隆重开幕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在宋跃明教授的带领下,为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首先对华西医院骨科同仁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1年底,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经过22年的不懈努力,在卫生部及康复医学会的正确领导,以张光铂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专家的真诚帮助和广大同道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下,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已成为国内该领域学术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自1999年起,全国脊柱脊髓学术会议规范为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规模逐年增大,学术交流质量逐年提高。该会议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有高水平的专家队伍,浓厚的学术氛围,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交流平台。 本届委员会重点进行了以下工作: 首先,健全了专业学组。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下设七个学组和一个青年委员会,包括腰椎研究学组、脊柱畸形学组、微创脊柱外科学组、脊柱结核学组、脊髓损伤与康复学组、脊柱肿瘤学组与颈椎研究学组。一年来,各学组均召开了相应专业的专题研讨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广大医生的欢迎。在本年8月召开的常委会上,有专家提议设立基础研究学组和护理学组,得到全体常委的支持,在本届会议上将筹建成立。这标志着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所涵盖的领域日臻完善。 第二,学会和各学组积极进行国际间学术交流。 2012年和2013年,腰椎研究学组(CSSLS)与国际腰椎研究学组(ISSLS)接轨,分别在北京和西安共同主办了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国际腰椎外科学术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2012年微创脊柱外科学组在西安主办了第十二届亚太微创脊柱外科学术会议(PASMISS)暨第五届中国微创脊柱外科学术会议,有来自11个国家的120多位外宾注册参会,我国专家所呈现的高水平微创技术和良好的英语表达,及热情谦和的态度,给外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分显示了我国微创脊柱外科发展的强劲势头和美好前景。 第三,规范学术仝沁-提高学术交流质量。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脊柱脊髓学术会议,主要展示和交流了该时期内我国在该领域的主要成果。各学组的会议则针对各专业的热点问题或争论较多的领域进行专题讨论。脊柱畸形学组,重点讨论了国际最新的生长棒技术,脊柱结核学组针对目前比较混乱的药物治疗进行了专题讨论,脊柱肿瘤学组,颈椎学组重点讨论了颈椎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脊柱脊髓损伤与康复学组就脊柱脊髓损伤的规范性治疗草案进行了专题讨论,形成了广泛的专家共识。会议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腰椎外科学组还在明年的学术会议中开辟了微信实时表达和短信平台互动等交沛古式。这些活动既提高了参会者的专业水平,也推动了我国脊柱脊髓各领域的专业发展。 第四,健全学会制度。 在学会的制度建设上,我们严格学会委员的入选标准,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在本地区有一定影响力、且热爱学会工作的专家,采取本人提供资历证明,专家推荐,全体委员讨论通过的方式。 为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严格遵守每个单位一名委员的制度。在学会的领导层产生上,采取广泛协商、民意测验、专业委员会推荐、差额或等额选举制度,这样最大限度地听取了广大专家的意见,避免了很多耗费精力、影响团结的不正当竞争。这些制度在国内的学会中都是独特的。它保证了学会的工作在规范、和谐的环境中运行。 上述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卫生部及康复医学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以名誉主任委员张光铂教授为首的老专家的指导,中青年委员的努力工作和全国同仁的热心支持。 本届会议后将选出新一届专业委员会,我相信这将是一届具有出色专业水平、充满活力、具有凝聚力、充满希望的委员会。我相信,在新一届委员会的领导下,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的发展会迈出更大的步伐。希望我们不断提高专业素质,不断完善道德修养,勤奋工作,勇于创新,尊重科学,注重实践,为把我国脊柱脊髓损伤的学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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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
解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创伤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上肢组委员,专业研究方向为运动创伤临床治疗。2010年广州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团部医疗保障组成员。曾于美国、日本做访问学者,专门从事运动损伤的临床防治及基础研究。在体育医院运动创伤外科、运动创伤实验室工作多年。曾担任国家网球队、田径队、国家羽毛球队队医,多次下队参加运动员体检与运动损伤调查与医疗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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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实习回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接触病人时,还时常不自觉地想用英语,实习期间的点滴细节仍历历在目。 记得到内科实习的第一天,我就被打击得无地自容。早晨参加Morning Report时,除了大概的症状和病人基本信息外,剩下的讨论内容我几乎全没听懂。后来我从住院医那里要来了病例,才发现是压根儿听都没听说过的Brugada综合征(一种离子通道基因异常所致的原发性心电疾病,属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预后不良)。 住院医告诉我,由于医院在整个加拿大都算是数一数二的医院了,因此内科常会收治一些罕见病患者,对实习生来说确实难了点儿,但是也不失为积累临床经验的好时机。接着她又给我介绍了几个常用的医学网站,各种疾病从病因到治疗、预后在上面都有较为系统的介绍,这几个网站也成了我接下来一个月除google translation之外浏览得最频繁的网站了。那天回去我便好好研究了第一天积累下来的几个不懂的疾病,包括一知半解的常见病,如肺部感染、尿路感染等,也通过英文网站系统地学习了一遍。 这样的学习坚持了整整一个月,打印的资料多达300多页。回头看看这厚厚的一本记录,真无法想象这是短短一个月里学习的新知识,且全都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啊!即使现在回国了,在实习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仍然会上那几个英文网站寻求帮助。这不仅是一种良好的习惯,更是获得自我肯定和成就感的渠道,让我在后续的交流学习中不再自卑不前,而是劲头十足地钻研,从而在病情跟进过程中处理得游刃有余。 内科的事情相对来说比较繁琐。首先查房就要很久,Attending会带着整组医生先问候一下昨天新收的病人,而后把病人分给住院医、医学生和进修医生,各自分头工作,与病人聊聊疾病转归情况,收集新的问题反馈给Attending,再做进一步处理。 其次是每天例行的Morning Report(讨论一个病例)和Noon Round(周一到周五分别请不同亚学科的专家教授就一个话题进行演讲)。如果说与其他医生交流时,他们会照顾我的英语水平而放慢速度并使用尽量简单的词汇,那么在这两个讨论会上,他们的语速便是最大的挑战。开始时,我只能听懂40%~50%,且是断断续续的,弄得很没头绪。后来我发现,每次讨论之前,病例或演讲标题是早已公布的,于是我就多了个心眼儿先预习一遍,渐渐地能听懂70%~80%了。 下午Attending还会召集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本组病人一天的情况,若有新问题,大家就一起讨论后再下医嘱,或者联系相关检查科室,时间富裕时他还会给大家来个小讲课。这样即使每天十七八位病人,也会因我们有规划的、高效率的工作而顺利解决,同时不会被病房里的琐事占据了全部时间,仍有不断学习的机会。 这种形式为医生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营造了学术氛围,对住院医生尤为重要。我觉得我国也可以考虑引进,不要每天被收病人、开医嘱这些繁琐的事情弄得忘记了日积月累的提高。一个月的内科实习让我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工作和学习方式,体会到了医生和医匠的本质区别。在医学这条路上,你必须活到老,学到老,若不能一直充电,就难免会有大脑宕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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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6
高奉,硕士学位,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运动创伤外科医师。主要学习和从事运动创伤关节镜下的微创手术治疗及相关科研工作。目前参与从事的手术包括:膝关节韧带的修复与重建、半月板修整与缝合、软骨损伤的修复、游离体取出术、习惯性髌骨脱位的手术治疗、肩关节不稳的关节镜治疗、肩袖损伤的关节镜治疗、肩关节撞击症的关节镜治疗、髋关节镜的手术治疗、踝关节镜的手术治疗、肘关节镜的手术治疗、肌肉肌腱损伤的治疗及四肢骨折的手术治疗等。多次参加全国学术会议,并进行学术汇报,在相关领域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参与6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其中《国家队重点击剑运动员伤病防治手段与康复方案的研究》和《我国优秀蹦床运动员运动损伤防治及体能康复训练研究》分获2012年备战伦敦奥运会科技攻关一等奖及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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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为了解出院病人的膝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更好的为广大关节患者服务,帮助大家重塑健康生活,加强医患间的沟通与交流,2013年8月31日下午,即“天津市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成立大会暨人工关节置换技术规范化培训研讨会”召开前夕,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主办的“天津市2013年人工关节置换技术规范化培训研讨会暨第二届人工关节置换联谊运动会”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第三住院部四楼第一会议室成功举办。到场嘉宾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冯世庆主任、郑永发主任、刘涛主任、李晖主任、阮文东主任、周先虎主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德医风办李玉老师、宣传部团委书记李栋老师,护理部魏力老师,及骨科护士长朱郁芳老师、李娜老师、李云老师。 众所周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2012年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3%,天津市作为我国老龄化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2012年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40.04万人,预计到2015年,天津市老年人口将超过200万,至2030年,老年人口将达333万,占总人口三分之一。而骨关节退变性疾病作为老年人群常见病之一,影响了超过90%的60岁以上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如行走不便、爬楼困难、关节交锁、肿胀疼痛、肢体畸形等,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于传统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国际上一致认同的终末期治疗是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目前全世界每年接受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达数百万之多,据估计,我国每年接受关节置换患者数量已在20万左右,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在国际广泛开展上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并被广大骨科医生及患者接受,为无数严重膝关节骨关节病的患者解决病痛,改善关节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依赖人员、技术和硬件的优势,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在天津市积极开展膝关节置换的手术治疗,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诊疗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次运动会特别邀请到近年来曾在总医院骨科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的11名患友进行座谈,会上各位患者畅所欲言,互相交流人工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情况,多位患者在讲到手术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时感慨万分,并向在座的各位医护人员表示深深的感谢。随后,在工作人员的一对一陪同下,11位患友进行了轻松愉快的人工关节置换联谊运动会。围绕膝关节恢复情况及运动能力,本届联谊运动会共设三个妙趣横生的比赛项目:足式保龄球、气球爆破与旋转飞轮。与会患友大显身手,以轻松、自信、矫捷的步伐,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与现场观众一起分享重获健康、活力的喜悦,不仅向总医院骨科的医护人员们展现了人工关节置换的成功效果,更是为在场的、即将行人工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们做了榜样,用自己的实际表现为他们鼓励加油。 本次人工关节置换联谊运动会的圆满举办,肯定了总医院关节外科全体医护人员十余年来所做的不懈努力,坚定了大家继续进取、再创新高的信心。随着我院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进步和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展,在校、院和科室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骨科关节病区必会再接再厉,为广大关节病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帮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重塑健康活力! 冯世庆主任郑永发主任李玉主任 李栋书记魏力护士长 会议现场 “足式保龄球”游戏“气球爆破”游戏 “旋转飞轮”游戏与会嘉宾与患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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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1
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 “绝大多数医生都是无辜的” 所以,这需要形成社会巨大的沟通和理解,只有形成社会巨大的沟通和理解,并且形成社会向前推动力,才会使医生的内心得到抚慰。现在相当多情况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最初患者到同仁医院,当时我做了一期节目,北医三院耳鼻喉科的主任给我发短信,他给我们讲去长沙开会,几个医生一谈起现在医生的处境说不下去,眼泪就下来了,如果一个社会掌管着所有人生老病死的群体感到巨大的伤害躲避的时候,受害者还是我们。 我到哪里都说这样一句话,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正确。当真正的医生没有压力,没有周围的医患关系压力,没有其他的因素的时候,他会对每个患者都负责任,负责任中相当大的情况是有50%可能,有50%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会愿意冒险试一试那50%有没有变成可能。但在现在糟糕的医患关系的情况下,能冒险的医生也不冒险了,患者不清楚,但倒霉的是他自己,原本有50%的希望,但也变成了泡影,谁是倒霉者。 我想每一个医生都最清楚这样的问题,而又有哪个医生把这些事情说明白,看似表达了我们的愤怒,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在骂医生,当你到了40、50岁和医生打交道的时候,当你作为一个患者的时候,你就成为你当初骂时留下的非获益者,起码是一个非获益者。 反过来说另一个社会的抚慰系统,对患者的抚慰系统,我们在做《感动中国》的时候,去报道很多优秀医生的时候,发现相当多的医生除了艺术精湛之外,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医生,还在于他发自内心的那种准则,对患者的抚慰,使患者如沐春风。比如我们知道的一位老医生一直作为医生的楷模,在他一生行医中,任何时候的听诊器他都先在自己身上焐热了,然后再放到患者的肚子上,因为他不让患者感受到这个铁家伙的凉,就这一个小动作就会让我在当时看《感动中国》这个老医生片子的时候热泪盈眶,这就是一种抚慰功能。 想要抚慰医生的内心就必须通过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使医生的内心真正的得到安全感,让他不必在制度的督促下去做被千夫所指的恶人,或者不被喜欢的人。您觉得一个医生愿意动手术、做麻醉师只挣几元钱,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方法去帮助医院和帮助自己多挣一些钱。如果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麻醉师本身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中高端阶层的人该享受的利益和收入的话,他一定清正廉洁,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愿意清正廉洁,因为他拥有安全感。当他要突破清正廉洁的界限的时候,一定是要跟生存进行一番思考,那么是我们的现实中的很多问题逼迫原本想清正廉洁,只靠自己的技术吃饭的人,也不得不去面临社会的所谓千夫所指。所以,我认为每一个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