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919

电子病历(EHRs)信息安全管理,抗菌药物的管理......2017年医疗机构关注的10大患者安全问题,都有哪些?答案就在本文。患者安全是每一个医疗机构的首要任务, 为了帮助医疗机构关注患者安全热点问题，2017年3月13日，美国急救研究所(ECRI Institute) 网站发布了《2017年医疗机构关注的10大患者安全问题》年度报告。1.电子病历(EHRs)信息安全管理2.加快对未知恶化病变的认识3.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实施与应用4.检查结果的报告与后续报告结果的综合判断5.抗菌药物的管理6.患者身份识别7.急性医疗照护中阿片类药物的使用与监测8.非行为健康中心的行为健康问题9.新的口服抗凝药物的管理10.医疗机构提升质量安全缺乏系统思维与流程改造【原文】 https://www.ecri.org/Pages/Top-10-Patient-Safety-Concerns.aspx

130909

3月11日，一则题为“武汉一精神科主任因多点执业被医院免职”的新闻刷屏，瞬间将跃跃欲试的医生和求贤若渴的医院拉回到骨感的现实。2月2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宣布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允许在职医务人员开办诊所。紧随其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明确执业医师一次注册、区域有效。全国两会前夕，国家卫生计生委接连出招，为医生多点执业的落地清障。一时间，多点执业再度成为行业热词，也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然而，3月11日，一则题为“武汉一精神科主任因多点执业被医院免职”的新闻刷屏，瞬间将跃跃欲试的医生和求贤若渴的医院拉回到骨感的现实。因为未经医院许可在一家民营医院多点执业，武汉科技大学天佑医院精神科主任胡一文被免职了。3月9日，在拿到医院的处理决定后，胡一文觉得自己很冤枉。“国家不是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吗?医院凭什么处理我?”当事医生胡一文，照片拍摄于天佑医院精神科外思来想去，胡一文认为多点执业并不是自己受处分的原因。他告诉记者，尽管自己没告诉医院去其他医院“帮忙”的事实，但这符合国家倡导多点执业的政策导向，并不是什么大错。在他看来，是自己前几天和几位同事一起找到院领导，对医院发展速度缓慢、经营管理不善的现状发泄了不满情绪，才致使院方打着禁止多点执业的幌子“借题发挥”。但天佑医院院长王晓南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从来不反对医生多点执业。我们不允许的是本院医生在不告知医院的情况下擅自外出兼职。”采访过程中，王晓南多次重复这句话。他表示，为了响应国家建设医联体的号召，医院还定期下派医生到基层医院坐诊。“国家倡导的是有序推开多点执业，而不是让医生无视医院规定，自由外出兼职。”王晓南说，在决定处理胡一文之前，医院经过了调查、取证，确认了他擅自利用天佑医院的品牌和影响在武汉市武中精神病医院兼职，并固定每周到该院坐诊的事实。“这种做法违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王晓南所提到的医院规章制度，是指去年天佑医院印发的《关于严禁在职职工擅自在外兼职的有关规定》。这份《规定》明确，未经医院批准，严禁职工在外兼职，不得以医院名义开展医疗业务工作，包括擅自外出会诊、坐诊、办公司等。违反规定者，医院将视情节予以严肃处理，给医院造成名誉或利益损失者，医院将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王晓南说，认为胡一文“置医院发展于不顾”也是有原因的。此前，胡一文一直被医院作为骨干培养，今年2月试用期刚满，转了正，成为医院里比较年轻的科主任。为了把精神科搞出特色，医院专门做了科室改造，为失眠焦虑患者新设了临床心理科病区，但30张病床只住了两三名患者。身为科主任，胡一文却在每周一、三、五、六固定在其他医院执业，甚至还动员科室其他人一起出去。对于胡一文的多点执业，王晓南认为自己“有点后知后觉”，在收到7条来自院内职工的举报短信后，医院才开始重视起来。谈到胡一文对医院存在问题的抱怨，王晓南坦言，该院作为湖北省通过三甲评审的第一批医院，近年来在发展速度上和省内顶尖医院确实有差距，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全院上下同心协力。“作为医院的一分子，要和大家一起合力划桨，而不是在船上凿洞。不能一边拿着医院的俸禄，一边挖医院的墙角。”王晓南说，今年是该院迎接三甲复审的冲刺年，绝不能允许出现这样的“负能量”，搞得人心涣散。院长、书记、纪委书记在6天里先后找胡一文谈了7次话，胡一文并没有“认识错误、回心转意”，而是始终“态度强硬”。于是，院党委决定免去胡一文的主任职务，以避免这种“不正之风”的扩大。随后，记者联系到胡一文的第二执业机构——武汉市武中精神病医院负责人高鹏。他告诉记者，该院是一家刚刚成立半年的二级专科非营利性民营医院，根据设计，可开设300张病床，但目前住院患者也就十几名，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特别希望得到公立医院资深医生的协助。“胡主任是唯一在我们医院帮忙的在职公立医院医生，没想到却落得这样的结果。本来国家的多点执业新政让民营医院很受鼓舞，但我现在很害怕政策根本落不了地。”如今，“三甲教学医院精神科主任亲诊”的宣传广告已经从武中精神病医院撤下，而王晓南仍在考虑是否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擅自使用天佑医院品牌的侵权责任。“胡一文不能代表天佑。”王晓南说，医院在免除胡一文的主任职务以后，还将对他的其他违纪行为另行调查处理。院方说，处理胡一文是因为他违反规定外出兼职;胡一文说，院方处理他是挟嫌报复。尽管最终认定结果还要等待，但多点执业因这起事件又受了一次不小的“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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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梁裕，主任医师，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副主任，脊柱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脊柱学组委员，国际内固定学会AO脊柱亚太理事会理事兼培训委员会主席。中国医师学会内镜分会常委兼脊柱内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学会骨科分会脊柱显微学组组长，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创骨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国内10余家专业杂志常务编委，编委。擅长各种脊柱骨折脱位伴神经损伤，各类脊柱畸形，包括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先天性脊柱侧弯、成人脊柱侧弯以及创伤后脊柱畸形等，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包括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的微创手术治疗。对于骨质疏松症以及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也有独到的认识和诊治方法。采访笔记“导演李安说，我虽然做了人家的先生，做了人家的父亲，但并不是理所应该得到她们尊敬的。我现在每天的努力，都在赚取她们对我的尊敬。我虽然做不到李安的成就，但我每天也在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家人开心了，病人认可了，我也就很满足。”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和他的眼中都有一点莹光，我知道，这是男人最柔情的时刻，我突然发现，他三十年的性格变化有点像李安，从寡言拘谨，变得和煦温暖，通透大度，“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我对他说，是三十年的手术台成就了你。六零年代生人，他的身上有那个时代的特质，担当与责任，“像一枚种子，被风带走，被鸟衔去，总会在一处落下地来，生根发芽，我的适应性很强，人生有许多巧合，不由自主，但应该相信，你可以跨过内心的河流”。从一个熟读唐诗宋词，翻烂了一本《稼轩长短句》的文学青年到穿上一袭白袍，从毕业理想中的医学科研人员，到临床外科，从骨科医生到脊柱外科专家，每一步似乎都不是他的选择，但是，并不妨碍他今日的成就。“我们的特点是微创脊柱外科，在同行里也是佼佼者。我愿意试新，我对世间万物都保持着好奇心。”他说。他很欣慰，微创脊柱技术使年逾九旬的老人有了手术的机会，而显微外科除了提高手术的精细和准确以外，也给了他的学生和助手更好的学习体验;他是中国第一个将谷歌眼镜用于脊柱外科手术的医生，也是第一个将3D立体教学用于脊柱显微专业培训的医者。当下，他正在酝酿脊柱显微手术的VR直播，“相信对教学有很大帮助，身临其境。”病人说，他心慈面善，颇有菩萨相，他呵呵一笑，有谁知道我之忧思与焦虑。他的焦虑，通常在他喜欢的古典音乐中化解，他不喜贝多芬、马勒，他喜爱维瓦尔第、莫扎特。“人生已经是百转千回风波起，我更愿意在美好的乐章中，获得灵感和宁静。”而他的忧思在于脊柱外科领域的未来。“其实，大数据时代的洪流是挡不住的，某一天，病人和医生间的信息鸿沟将不复存在，病人会说，我家的下水道坏了，是堵住了，你帮我修一下——他什么都明白，只是不会修理而已。到那个时候，诊断已经不是医生的强项，而是如阿法狗一样的大数据的强项，而当治疗也开始有了手术机器人时，医生的作用就更加弱化了。”他在通读一本《未来医疗》，他说，医学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脊柱外科领域来说，公认的发展方向是微创脊柱外科，节段保留技术，计算机导航和机器人技术以及脊柱的生物学治疗，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脱离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存在和发展。“在大数据开启的智能时代下，医疗领域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以患者为中心的民主医疗时代即将到来。医疗模式的民主化，决定了医疗行为不再是医者的单向施与，而是医患的共同参与。在民主化的医疗模式下，充分倾听病人的诉求，乐见病人的参与，并根据不同的病情，生活方式甚至是文化背景开展个体化的医疗，是医者的必然出路。”采访结束时，这一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爆出一个大乌龙，我对他说，由“雌雄大盗”的组合来颁发最佳影片奖，无论得奖的是《月光男孩》还是《爱乐之城》，都体现了两个时代间的传承和交替。对于已经传奇落幕的沃伦比蒂来说，得主究竟是谁，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就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我老了，我也年轻;我聪明，我也愚蠢;我的浪潮来了，也会退去。他点点头，细节见人品，在这场乌龙中，很欣赏一个男人，他是《爱乐之城》制片人之一，乔丹·霍洛维茨。“作为第一个发言的制片人，他可能也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当事人。但他不愠不恼，重新接过话筒，亲自宣布，最佳影片是《月光男孩》。这不是玩笑，这句话，他说两次。然后亲自将小金人送到《月光男孩》手中。不得不说，这样的风度，同样让人激赏。”我说，事实上，《月光男孩》和《爱乐之城》花落谁家，也都是好莱坞的胜利。看看这两部电影的导演。《月光男孩》，巴里·詹金斯，今年38岁，这才是他执导的第二部长片。《爱乐之城》，导演达米安·沙泽勒，今年才32岁，这样的人才更迭、这样潇洒的格局怕是本国电影人应该羡慕和反思的吧。他沉默片刻，“狂欢会过去，拍电影的人还是前赴后继，最终他们都应该找到自己心里那座城、那道月光，这才是动机、意义和功德能统一的唯一路径。这和每一位医者一样，心里也有自己的奥斯卡，只是，我们的《月光男孩》和《爱乐之城》在哪里?”一、弃文从医梁裕说，自幼喜爱文学，少年时参加上海市的语文竞赛，从不走空。直到现在，家里还留着当年语文竞赛的奖品——全套《史记》，汉语词典等。1980年他参加高考， 但由于一场文革的烙印，再加上理科成绩也不错，父母死活不允他报考文科。班主任亲自找上门，认为他放弃文科实在太可惜，埋没了上天赐予的才华。“说来好笑，文学的底子来自那个荒唐岁月。那时候整日搞运动，批三字经，批林批孔，年纪小也分不清对与错，罪与罚。既要批判，就要了解一下，这一来，竟看了不少国学经典。”现在说来，梁裕哈哈一笑，虽然没有踏上文学之路，但是诗书的熏陶让他终身受益，就像灵魂有了一个朋友，不再孤独。“不过最后的填报是这样的，想到孙中山、鲁迅、郭沫若都有从医的经历，于是糊里糊涂就选择了医学。”而就是那一年高考，作为理科考生，他的语文单科成绩却是全上海第一。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梁裕开始了五年艰苦的学医之路。“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和综合性大学比起来，埋头读书，缺乏眼界，很少和外界交往。依稀记得，学校里组织艺术讲座，请来了韩天衡大师主讲，我兴致盎然，是那个时期学会了篆刻。”毕业后留在瑞金医院，梁裕说，分到骨科也是个偶然，当时骨科主任说需要人高马大的学生，我个子181cm，可不就招来了嘛。“真正喜欢上骨科，是工作一两年后——我觉得，骨科是容易有成就感的，一个车祸，病人骨断筋连，一身喋血，通过急救处理，效果立竿见影，不管技术难度如何，病人会立马夸你水平高。这时候感觉特别不一样，被需要，有成就感。”梁裕坦言，当初选择专业方向的时候，脊柱外科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门，骨科医生一般不愿意选择脊柱外科——因为脊柱外科风险大、疗效主观——更多的人，原本是麻、酸、胀、痛，做完治疗后效果较难评判。民间也对脊柱手术视为畏途，总觉得一不小心就会瘫痪。“这是一座高山，攀登的人就少了。我选择脊柱外科，是想着事情总要有人做，也想证明自己。”二、从国外搬回成果1993年，梁裕被公派摩洛哥参加医疗援助，对他来说，这是被记住的两年，和生命中很多个两年不一样。“要拓宽一些眼界，要多结识一点人，多了解一些事情，我认为，人生的宽度和厚度，比起长度更重要。”同去的中国同行，有的度日如年，每天在墙上划正字，计算还有多久可以回国，他却在用心体会、用心生活。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商人、官员、学者等，有时也应邀去当地的法国文化中心给学生讲中国文化课，过得有声有色。“援外的经历教会我什么是随遇而安，什么是事在人为。”1996年，梁裕又前往法国，在格勒诺布尔大学医学中心骨科进修。“法国包容性很强，所以更适合出大师。打个比方，当年法国人口6000万左右，据说全国却有900家人工髋关节公司。那里的医生只要稍微有些创意，就可以尝试，试错，再不断改进，精益求精。”“出国看到的是震撼。”梁裕说。出国之前，对脊柱外科的理解相当原始的，瑞金医院开始做脊柱矫形手术是源于一位医生去北京参加加拿大医生举办的学习班，回来模仿着做的，理念和器械、方法都十分落后。而在法国，医生们使用的是SOFAMOR公司制造的全套工具，在那时，国外脊柱矫形的理念、方法、器械都已系统化。1997-2005年，梁裕又先后去了美国拉斯维加斯，英国伦敦和法国波尔多进修学习。“那几年，就像一块海绵，拼命吸收别人的经验，把外国的成果往国内搬运，从模仿开始。”光阴荏苒，到了2013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脊柱学术大会上，当梁裕做完演讲，一位国外同行过来打招呼——他遇到了16年同在拉斯维加斯学习的美国同行，10多年过去了，他也已经是美国有名的脊柱外科医生了。“感谢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之间的知识和专业悬殊已经不复当年，我们已经具备与西方同行平等交流的实力和能力。”三、脊柱微创手术2003年，梁裕开始领衔瑞金医院脊柱外科专业组，刚开始科室只有三四个同事，规模不大，他认为，要拼出特色，把脊柱外科打造成了瑞金医院的一块特色招牌。“其实，1996年我内心就做好了微创的迎接准备，彼时，微创的概念尚未形成，但是如何减少手术的创伤等，会有一些思考，直到时代走到这里，把微创推上历史舞台。”比如老年人的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过去传统治疗就是长期卧床，病人非常痛苦，并发症多，死亡率高。本世纪初出现的椎体强化技术，一个手术只需要缝合一针，却能大大缩短病人的卧床时间，改善病人的痛苦，显著降低死亡率。如今，这一技术几乎成为老年人此类骨折的诊疗常规。梁裕说。现在他的科室，有50%以上的手术是微创，例如椎间盘的手术、脊椎侧弯的矫正等。“年龄偏大的病人，七八十岁无法接受开放手术——手术过程要输很多血，他们原来是没有手术机会的，微创都可以尝试。比如侧路椎间融合手术，分期来做，第一次手术最多输入100cc的血，一周后重新评估，做第二次手术，几乎不输血。”血源的短缺和枯竭，近年来也对大开大合的开放手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微创脊柱外科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应对之策。梁裕说，这几年，手术量在逐年增加，但用血量却下降了。病人高兴，医生欣慰，医院也满意。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多年前，一个96岁的病人，腰椎骨松性骨折。多家医院婉拒手术。病人辗转找到梁裕，说如果继续受罪，活那么长干什么?思忖再三，梁裕决定一搏，给他做了微创手术，手术很成功，恢复效果好。“医生治病的过程，也是接受病人教育的过程。患者有选择的权利，医生能做的，是利用技术为病人的选择争取利益。”四、脊柱显微手术“有些医生说，现在开放手术做得很好，为什么还要搞微创?我认为，要为年轻的医生考虑。年长的医生不愿意接受新的知识技能，情有可原，但至少不要反对，把新技术引进了，让年轻的医生有机会学。年轻医生是医院的未来，也是医学的未来，应当给他们的未来做好准备。”脊柱显微手术，国外1980年代已经广为接受，在国内却少有人做。一是没有这方面的培训，二是早期国家贫穷，一把医疗专用钳子都买不起的年代，很多医院还没有来得及买上显微镜，更无从谈起显微手术。“以前没有显微镜，做手术时，经常要叫护士调整无影灯，灯是很难打的。显微镜的一大好处是自带光源，能直接照到手术野深部，第二个好处才是放大，做脊柱手术不需要放大很多倍，一般放大5-6倍就可以了。肉眼下做出来的手术，和显微镜下做的手术成色是不一样的。”梁裕表示，“眼睛近视了，要配戴眼睛，耳朵不灵了，有助听器。这个时代很了不起，有那么多先进的工具，可偏偏有人不去用。工具是人的能力的补充和延伸，借助工具，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说得尖锐一点，人和动物的最大差别，就是善于使用工具——这好像是马克思说的。”瑞金医院是教学基地，作为教学医院，要解决手术当中摄录和转播的问题，梁裕是我国第一个用谷歌眼镜做脊柱手术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先进的科技手段，学生会看不见，助手也会感到无趣，用显微手术的话，至少能通过旁边的屏幕知道主刀医生在做什么。接下来，我打算利用VR做手术，让学生身临其境。每一次尝试都是有风险的，但是不能因为规避风险就止步不前。”他说，这和性格有关，不仅仅和专业相关的愿意尝试，和专业无关的，他也愿意尝试。“保持好奇心是外科医生的素养，我感谢瑞金医院宽容的环境，没有扼杀这种好奇心。”这是位走在时代前沿的医者，他喜欢科技，喜欢利用工具，永远保持好奇心，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医者，我们才有希望走入更美好的医疗时代。口述实录唐晔：从医几十年，您有什么遗憾吗?梁裕：没有特别的遗憾，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不愿意往后看。如果一定说遗憾，是在中国没有办法做一个纯粹的医生。体制下的医生，无奈和牵绊太多了。唐晔：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人?梁裕：10多年前有一个病人，在复旦生物系上大一，腰间盘突出非常严重。家里有钱，列了很多治疗选项，第一是德国，第二是香港，国内的脊柱外科医生也列了一串名单，最后选择了我。手术后大家成了朋友，聊起当时选择的理由，说了一大堆。最后来了一句，“你面相好，细皮白肉唐僧相”。(笑)唐晔：做医生30多年，对人生的看法有什么改变?梁裕：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并不想做临床医生，想做研究，当时很内向、青涩。做了临床医生后自然就改变了。有时候，我跟学生说我曾经很内向，他们都很惊讶，但确实如此，很宅。虽然说造化弄人，但造化也可以造就人，塑造人。如果当年不做临床医生，我的一些潜质就不会被激发出来。唐晔：医疗模式在发生深刻变化，您是怎样思考的?梁裕：应该看到，无论你接受还是抗拒，医疗模式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深刻的改变。改变是绝对的，不改变是相对的。举个例子，一般来说，手术病人都比较在乎切口的大小。瑞金医院的外科理念传统上主张大切口。在我做实习医生时，上级医生告诉我，切口一定要足够大，否则术中看不清重要的血管神经，会增加病人的不必要损伤的风险。这种判断，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无疑是正确的。但三十多年来，手术病人一如既往地在乎切口的大小，他们会互相比较切口大小，计算缝针的多少。如今，随着新技术的开展，如内镜技术、显微技术、机器人以及计算机导航技术等，手术的微创化已经成为外科手术发展的趋势之一，小切口不再意味着看不清楚，通过小小的钥匙孔大小的切口，现在已经可以完成过去需要巨大切口才能完成的手术。就一胆囊切除术来说，腹腔镜手术已经深入人心，臻于成熟，如今如果你仍然拒绝微创技术，坚持让病人接受切开手术，毫无疑问，你便会失去你的客户——病人。唐晔：您有焦虑感吗?梁裕：有的。做医生做到现在，这种感觉如影随形。但我认为是好处，这是内心的张力，不让自己懈怠。人的自我觉醒，取之于每件小事，比如，早上起床把被子叠整齐漂亮了，今天多看一个病人了，原来不能手术的病人，可以手术治疗了。我排除焦虑的方法，就是做好每件小事。唐晔：现在有时间阅读吗?梁裕：见缝插针吧。最近在看《未来医疗》，这本书很有意思，作者认为，医学是下个世纪将要消失的行业。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医生的作用会变小，传统的医学教学将不再适应，医生应该是高级研究人员，而不是诊断者，是复杂方案的规划者，而不仅仅是操作者。而医患关系可能是这样的，就好比，家里下水道不通，知道是因为什么堵了，只是自己不会修理，所以才叫修理工。未来的医疗时代，每个人都会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甚至会掌握一套自己的身体信息，随时监测，哪里出现问题，病人自己完全明白，医生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到那时，大型综合性医院可能不需要几千人，几十个人可能就撑起一座医院。所以，就现在来说，互联网和移动智能设备正成为全社会重要的学习途径，不能想象，一个不懂基本网络知识、不懂如何操作智能手机的医生如何在新的医疗模式下生存。在未来，医生面临的学习任务会更重。医生应该具备必要的洞察力和宏观思考，积极应对在变化中医疗模式下医生的角色和作用，以期在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中应付裕如，避免进退失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临床医生都有读一读这本《未来医学》的必要。唐晔：您喜欢什么音乐?梁裕：我喜欢维瓦尔第，能很快让我平静下来;我的车载音乐是莫扎特——德奥古典音乐很单纯，旋律美好，我非常喜欢。唐晔：您认为医学的价值是什么?梁裕：悲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我们做的是救死扶伤，把弱小都保存下来，也许和进化论并不契合，但我们的职业要求就是悲天悯人。唐晔：如果退休了，您会做什么?梁裕：远离当下，真正的退休。做些感兴趣的事情，比如写作，和一些杂志栏目签约，摄影、旅行，做一些高端攻略。或者，做做公益，开个咖啡馆什么的，也会是一种选择。唐晔：如果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脊柱外科吗?梁裕：MAY BE。我从来不喜欢“我为XX而生”的说法。我对女儿说，要有这样的自信，不管命运把你抛在哪里，都至少要做到中上水平，这是一种基本素质。如果没有这个自信，那么即使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也不见得能做好。采访/唐晔 编辑/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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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该去哪里去缴费。——不要钱。——不要钱?最近跑医院不少，一个突出的感慨是医生不值钱。严格说，医生是最难当的，读大学就要8年，在其他专业，博士文凭都读下来了。之后是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副主任医生、主任医生，一级一级往上熬，天天要关注新的学术进展，天天要在一线拼搏，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医患关系之下，还要防备医闹，甚至有生命之忧。外科医生，更是辛苦，学问、经验加技术，铁匠、木匠、皮匠加缝纫，这刀岂是那么好开的?看到牙医，更加赞叹，器械小巧精致，技术更是精雕细刻，让我时时想起玉雕大师。前两天看牙，只是装假牙，郑医生反复调整，细细修磨，耐心之极，居然花了1个小时，而且一再说，“这是硬碰软，一点不合适都不行”。装完之后，我问到哪里去缴费，回答是不要钱。那么医生的劳动就不值钱吗?更何况这是复杂劳动。我对郑医生说，这个事情我有意见。医生苦笑，这是国家规定的价格体系，谁也不能破，但是你这样的患者也少见。人家说，你的假牙钱里已经包含了医生的。我知道，但是不接受，为什么医生的价值没有体现，为什么我花了钱还要不明不白?我没有做过研究，仅仅凭患者的感受，就知道不改不行。其实医院的竞争力根本在于医生，高资历大夫是医院的宝贝，导向也应当鼓励医生精益求精。但在这样的医疗价格体系之中，没有医生的位置。一是设备，二是药品，自然的导向就是卖设备卖药品，越是大医院设备越高级，越是进口药越受欢迎。医院也是机构，医生也是人，都有利益诉求。制度决定行为，什么样的制度规定，必然引导什么样的行为，所以开大方子屡禁不止，医药分离终难解决。我认为其中的关键还是没有医生的位置，医院和医生只好靠卖药来谋求利益。表面上看，好像是照顾老百姓，在实际生活中，是良医难求。短缺自然升值，这也是红包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是医生越来越少，同样是精英，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二是卖药的和卖器械的越来越多，早有一批医生已经放弃本行，开始做生意了。三是红包将越来越普遍，即使动用法律武器也不灵，总会有漏洞，也总会有办法，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再说了，哪一行都有职业道德，凭什么要求医生成为圣人?我为医生悲哀，辛辛苦苦成为社会矛头所向。我为医院悲哀，长此以往，医院将无医。价格是牛鼻子，利益是导向，制度是根本，与其让医患双方都偷偷摸摸，不如明码标价，让医生能够理直气壮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让患者能够有多种选择，尊重医生的价值。在这类事情上，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空话，尊重市场规律，政府的力量才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