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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计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司法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决定自2013年12月起，开展为期1年的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依法严惩侵害医患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来，“医闹”、“医托”、“号贩子”等医疗行业乱象屡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影响恶劣。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医疗资源持续紧张且在地区间、城乡间不均衡，不能充分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二是因为在医患关系中，患者一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一旦出现医疗纠纷，维权困难；三是因为缺乏正常的医患纠纷调解渠道，一旦出现医患矛盾，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疏解。　　彻底铲除“医闹”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关部门要严厉打击专门捏造、寻找、介入他人医患矛盾，故意扩大事态，寻衅滋事，向医务人员、医疗机构敲诈勒索的“医闹”分子；医疗机构要倡导高尚的医德、医风，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应当保持理性，一旦出现医患矛盾，应当寻找正常、规范的解决渠道；社会各有关方面要积极建立健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机构投诉管理衔接机制，及时引导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化解，有效防止矛盾纠纷扩大升级。而这一切的前提，若说从根本上铲除“医闹”等现象产生的土壤，则需要继续积极推进医改，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就医需求和医疗资源缺乏与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包括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推进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和转诊诊疗制度等。　　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在严厉打击的同时，各地要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体系建设，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力争2014年底覆盖75%的县级行政区域；鼓励各地探索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大力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力争覆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并要求各地开展涉医矛盾隐患大排查，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机制，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共同做好医患矛盾的预防、化解工作。　　有了这些措施，加上患者及其家属的理性诉求和医改带来的医疗资源的日渐均衡和充足，“医闹”等违法犯罪行为必将无处遁形。　　需要指出的是，铲除“医闹”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程，打击行动不能“一打而过”，必须以此为契机，建立起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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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匆匆，白衣苍狗，生命的守卫者——医生同样是步履匆匆。医生很忙，不管是门诊、查房还是手术，不要说同行，就是偶尔到医院看病的患者都能体会到。看病只是医生繁忙的一个部分，并非全部，那么医生不看病的时候，在忙什么呢？通常的说法是：业务学习、开会、病案讨论、科学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当然也有进修学习、外出讲学等。　　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情况较少提到，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就从这些方面谈谈。　　医生不看病人的时候就得抓紧时间盘算着床位的周转，哪个患者可以出院了，哪个患者需要入院了；科室生存和发展的形势所迫，谁都不能置身事外，必须看更多的病人，而且还要注意病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满足教学科研要求，才能在专业领域里立足。所以，医生有很大精力和压力在安排床位的周转，方法并不高深，顶多算小学低年级的应用题，但是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倒也不少，比如上海市区的患者可以当天通知入院，郊县和周边城市的患者得提前一天，外省800公里以上的最好提前两天通知。有时候临近出院的患者病情又有变化，不能出院了，所以还得柔性规划、留有余地，也常常需要花宝贵的几分钟跟下一位患者打招呼，“您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得先在旅馆住下，我们会尽快安排床位。”　　一般人也许无法想象，看病竟然和挖煤、盖房子、大炼钢铁一样，讲究数量、效率、增长率，还讲究“市场占有率”，就是说某某疑难杂症看了多少。有个医院因业务增长量“喜人”，院领导一高兴“喜大普奔”地在医院外墙挂了个横幅热烈庆祝当年收治了4万例患者，骤然引起社会关注、广受批评。对待医院的管理和运行方式，我们全社会的涵养和远见都有待提高，不要急着开骂抨击，不如宽大为怀、理性分析。　　医院一方面要服务好患者，另外一方面要接受上级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并从上级部门获得支持和资助，各种检查、评优工作显得非常关键，而且不定时、不定期，有些不期邂逅、缠绵不绝，有些虚张声势、只闻风声。科室要申请成为“某某重点专科”，医院要申报“优质医院”，这些都是医院的重大事件。准备的申报材料说出来真的是很吓人，笔者所在的医院，为了申请“国家优质医院”，每个科室要准备近3年的各种书面材料及证据，以表明我们的工作是一以贯之、有凭有据的，大致测算，整个医院的打印纸垒起来可能有20层楼那么高。这些材料大部分由各个科室的临床医生去撰写、装订，每个科室专门抽调医生去完成这项工作，一位年轻外科医生被意外地委以重任，临时当上了“创优办主任”，自己都接受不了一下能成为“医院知名人物”；其他各级医生积极协作，加班加点，统计分析多种数据。其中有一小项数据，是统计分析科室的患者来源地，上海本地的多少，华东区域的占多少，更远的区域占多少。管理部门也没闲着，印制“创优须知小册子”，内容近百页，涉及多种意想不到的犄角旮旯，比如火灾地震怎么办、打什么电话，“7步”洗手大法等等。杂七杂八说这些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医生不看病时候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从他人角度来旁观，也许很可笑，但对当事者来说简直是重压之下行将崩溃。　　上完夜班，医生往往会忙于补睡，这是最痛快的时候，不过这得根据个人情况而定，很大程度上与年龄有关，年龄轻的补睡很有效；劳模型的医生睡得会很少，往往与睡眠不佳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会越来越成为问题，相当多的医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来面对睡眠问题的挑战。　　医生情绪低落的情形非常普遍，需要安静休整或者从事一些其他活动调节一下，这也是看病之余的重要部分。情绪低落的原因多种多样、随时变化，有时是因为劳动超过限度，有来自于患者的不满、无理要求，上级的压力，遇到学术瓶颈、晋升无望，枯燥单调的重复劳动，突然发现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是如此荒谬。不过，生命有其强大的调节能力，毕竟医生也是大活人。哲人说过，生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于是有医生在办公室养鱼、养乌龟，竟然也能悟出生命般的哲理，有医生感叹生命不容易，不要说养个孩子，就是养个慢吞吞的乌龟都很忙，要上网订购乌龟口粮、定期清洗，龟背要照光晒太阳预防疾病，学问很多；有医生感叹乌龟除了冬眠居然还有夏眠，一年要睡十个月，生命在宁静中慢悠悠走过，令人沉思。　　医生的职业虽然辛苦，但社会上对医生印象及评价未必是正面的，有位多愁善感的美女医生愤愤不平，利用中午园丁休息时间，爬墙潜入医院花圃，偷了2个葫芦，兴高采烈地说终于逮到机会报复社会了。大家听了大笑，嘲笑她偷的还是医院自家的，真有本事还得到医院外去逞强耍横。　　随着时代的平稳发展，年轻医生不再具备前辈们快速上升的机会，既然专业成长需要脚踏实地慢慢积累，于是看病之余就有心态去练习乐器、绘画、摄影及阅读等等了，参加体育项目的爱好者也多了，不过因为雾霾天同事都在讨论、购买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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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重科研、轻临床已经成为临床医学界的一种恶性趋势。因此出现很多怪现状：医院里没有下过一天临床的临床医学博士和副主任医师比比皆是；很多有着丰富临床经验，但是不擅长跑课题、发SCI论文的医生，却难以得到体制内的认可。临床医生培养和晋升机制的改革，成为各界呼吁多年却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的一道难解之题。　　一篇留洋医生文章引发的医学界大讨论　　“每个人或早或晚都可能成为病人，谁希望将来躺在高级病房里，却接受着劣质的医疗服务。”2013年11月28日是西方一年一度的感恩节，这一天，一篇名为《拿什么拯救你，我的亲人》的文章开始在微博圈里流传。　　文章的作者自称是毕业于国内一所着名医学院的学生，现在美国霍普金斯医院担任医生职务，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4年前回国看望老院长的经历，这位院长曾经对他过有知遇之恩。当时老院长刚刚做了大手术，已经病重。　　“作为医生，我注意到他没有使用深静脉血栓和误吸的预防措施。我反射性地看了看他的双下肢，结果右侧小腿明显红肿，Homas明显，提示深静脉血栓形成。”他马上把问题反映给护工，一位二线的值班神经科副教授也很快出现在病房里，可是这位副教授对于这个神经内科常见的并发症却不知道如何治疗，还纠结于用阿司匹林还是法华林。　　文章中说，他看了老院长的病历，手术后采用了利尿剂降眼压，但是没有立即监测电解质，却做了很多昂贵的检查。　　“你很难责备这位神经内科的副教授，也许他的住院医师培训大部分在实验室度过，为如何发表SCI论文而神伤”，文章中充斥着作者对母校临床医生培养机制的控诉，认为学校对医生的培养过度重视科研，只培养出会写科研论文的“论文医生”，而忽视对他们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他认为，这样的培养机制导致当前临床医生实践水平越来越差，从而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劣质医疗的受害者。　　“我一个大三的医科生都知道的知识，他居然信口胡说，药理课上老师再三对我们强调利尿剂降眼压要注意电解质，抗凝剂的使用老师也讲解的很清楚，一个二线的副教授会不懂？”网友“不良反应ADR”看过这篇文章后表示，他并不是第一个对文章所述经历产生质疑的人，很多网友都认为文章作者就是这个医院的“高级黑”，装高端，目的是抹黑对方。　　网络红人、原协和医院医生“急诊科女超人于莺”也在微博上对文章了表示了质疑，“我觉得利尿治疗后监测出入量，电解质，长期卧床病人必须预防静脉血栓，这是常识，对这篇文章存在质疑。尤其神经内科教授难道不知道抗凝？”　　虽然很多临床医生也在质疑这篇文章的真假，但是对于文章所反映出的当前临床医生培养过程中，过于偏重科研而导致实践能力低下的问题都颇为认同。　　“或许协和没有不知道抗凝的神内副教授，其他医院却并不在少数，我就亲眼见过不知道什么是白蛋白的临床医学博士。”网友“浅笑低吟8”也是一家地方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对于于莺医生的怀疑她这样回答。　　温州医学院附一院医师董逢泉也提到，他听过两位国内最着名大医院的专家讲课，课讲得很好，但一问实际问题，立马乱了阵脚，明明是临床很常见的情况，却说这种情况很少，临床不会碰到。“可能是他们应酬太多、讲课太多、课题太多、进修医生太多，早就不上临床了吧。”　　“这篇文章应该能引起很多临床医生及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共鸣，你可以见到很多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但是你见过临床医生硕士、博士直到毕业都没有上过一天临床的么？在国内这样的硕士博士比比皆是。”“外科医生孙礼刚”在微博中也认为，国内临床医生培养中轻临床、重科研的程度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SCI本没有错，错在唯SCI论英雄　　蒋金妍在当地一家知名教学医院肿瘤科任职16年， 2012年她选择从单位辞职，像很多流失掉的一线医生一样，她选择到私立医院任职，接着还准备开自己的诊所。　　“我现在还是主治医师，要升到副主任医师太难了，不但需要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要求在国外期刊发表多少篇以上的SCI论文。我觉得自己不适合搞科研，也不擅长跑课题、写论文”，蒋金妍认为自己无法适应现在临床医生的考评体制，这是她选择从体制内医院走出来的原因。　　在蒋金妍看来，导致当前临床医生越来越远离临床的原因，是当前对临床医学生培养和医生晋升“一刀切”的评价机制。“没有一定的论文数量，硕士就不能毕业，博士不能毕业，不能评副教授，不能评教授，这些都是硬性指标，反过来对临床的要求却没那么严格，要求可能仅限于没有出过事故。”　　“你现在是想继续读书，还是马上去工作？”过去每逢科里分配来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的实习生，蒋金妍都会先问这个问题。对不想考研的，她都会要求必须完成实习科目；而对于要考研或考博的，她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时间去复习。　　所以现实中的情况是，很多临床实习生为了考研大多都在啃书，硕博生也大多在啃资料、做实验，而拼命做科研就只能挤掉临床的时间。博士毕业后的临床轮转也是在实验室度过，毕业有幸留在医院的大多数也都是SCI拿高分者，临床轮转完就赶上评副教授，下到医院工作就当住院医生，几年的住院医生过程可能也有很多时间是在做实验、写论文。　　“有了科研才能留校，有了科研才能提级，这是所有教学医院的评价标杆。”蒋金妍感慨，这也就导致了医院里有很多头衔很高的临床医生，却没有什么太多的临床经验。然而病人在看病时并不知道这些头衔里面的门道，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们。　　因此也就有医生遗憾地表示，按现在医生的标准，王忠诚和林巧稚这样的国宝级医生恐怕也评不上教授，因为他们都没发表过多少论文，如果他们把心思都放在写论文上，恐怕也就成不了名医了。　　“SCI并没有错，错在唯SCI。”于莺也在微博中表示，即使是协和这样的医院里，一线大夫的流失率也很高，剩下的都被科研所累，一心考研、考博、写文章、晋升职称，因为论文课题，几乎成了医生晋升的唯一标准。同是医生的网友“爱流浪的迷迷”也认为，科研不是错，但太多强调就得不偿失，被强加的趋利性改变了科研和行医的本质才最要命。　　正是如此，很多人也就彷徨，现在的临床医学生和医生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怎么拿课题和发论文上，而没有真正地放在临床上，不是没有投身临床、治病救人的激情，而是被一道道考核标准压得没法去学。在这样的选拔机制和晋升机制下，临床思维、能力弱的人混了进去，相反一些临床能力强的人却被打压了。　　“医生做科研应该是凭兴趣，而非任务、指标，做医生最重要的是把临床问题解决掉，基于SCI评价医生，最终的结果就是轻临床、重科研，只会申请项目基金不会治病。”妇产科医生、中国妇产科网创始人龚晓明这样认为。　　临床医生培养和晋升机制呼唤彻底变革　　面对当前临床医生的培养和晋升机制，医生们一方面感慨导致轻临床、重科研的大环境，极大挫伤了那些热爱医生职业、热爱临床工作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接下来出现的医疗水平下降的问题，则更加担忧。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谢汝石医生在微博上表示：“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改进的话，大量只会写文章的医生很快就成为了所有年轻医生的老师。他们带着新一代‘文章医生’给大家治病，恐怖不？”　　网友“花果山小农”也担忧，临床医师被繁重的科研所累已成不争的事实，更可怕的是，“唯SCI论”已严重影响医学生的培养，现在的学生几乎视临床实习为负担，认为发论文比下临床重要。“试想二十年后的中国，医者以何医，患者何所倚。”　　钟南山此前接受采访时也曾经表示，“在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不是衡量医生高下的唯一标准。”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对于变革临床医生培养和晋升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多。　　抛弃对临床医生“唯SCI”的评价标准，使得晋升考核标准多元化，成为很多业内人士的愿望。因此，很多医学界人士认为应该向国外学习。在很多欧美国家，临床医生的晋升主要是两种途径：一种是研究型医生，考核的水平就偏向学术，晋升就是要求要有文章，有基金，有科研成果；另一种是从临床途径晋升，是通过临床水平考核，评判标准就是继续教育的情况、工作量、临床诊治的水平，其中临床诊治水平是由同行评判。　　很多临床医生认为，与外国的评价体系相反，国内临床医生的培养和评价体系是通过考核逼着搞临床医学的人，在不适当时候，脱离实际去搞科研，把科研当作任务去完成，而不是研究临床中发现的问题，这只能成为纸上谈兵。　　不久前，有地方开始探索完善医务人员职称晋级考核体系，上海一些大医院借鉴国外经验，将临床科研人员分门别类，改变以往医、教、研“一人挑”的模式，让年轻医生有时间做感兴趣且擅长的工作。　　为上海改革叫好的人不少，但是采访中医生们还是希望整个临床医学界重大环境能彻底改变，一时、一地、一院的改革只能是杯水车薪。在国内临床医生培养和晋升机制只论SCI的背后，是整个临床医学界普遍蔓延的“唯SCI论”。　　有医生在采访中表示，院领导明确地向医生灌输的这样的理念，医院要想在竞争中抢夺学术地位，不被同行甩开，一定要想办法在科研上独占鳌头，这也就是医院为什么把论文指标一级一级地压向临床医生的原因。　　“欧美国家的确有研究型医生和临床型医生之分，但是能否在国内行得通还是需要一个大环境的支持。”正前在丹麦国家医院做访问医生的北京安贞医院张楠医生认为，对临床医生的临床水平做出评价很难，目前国内外都还没有很好的量化评价经验，而科研领域，比如发表文章数量、影响因子累加值、被引用次数，以及获得基金的层次、额度，甚至学历、资历等都较容易量化。这也就导致国内行政部门评价医院，医院评价医生都只能以科研指标来看差距，所以医院和医生对科研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于临床。　　现实中，对很多医院而言，科研可以带来课题经费、科研基金。在争夺这些资源时，每年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就是最重要和最实际的指标，至于医生技能的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如何，这些难以量化的指标，则被放在阴暗角落里不予理睬。　　在张楠医生看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又出现了很多怪现状，“医院不重视临床医生培训，只是把接受临床培训的人当作廉价的人力资源，又有谁会热衷于这样的培训？国内医院评价首推科研，但是工作内容又重在临床，科研人员经费受限、待遇偏低，所以医院里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都愿意非常勉强地给自己戴上一顶‘临床专家’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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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媒称，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深受暴力事件困扰。2012年，全国共有7名医院员工丧生，28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人死伤于不满的患者或者他们的亲属手中。　　据英国《卫报》网站2013年12月29日报道，中华医院管理协会的资料显示，自2002年以来，医患纠纷平均每年上升23%。每两周就有一家医院遭袭。　　报道称，刀似乎是大多数袭击者的首选武器，但在2012年，天津市一名男子用斧头砍死了一名女针灸医生。　　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的一名美国医生说：“造成医患之间的信任土崩瓦解的似乎并不是一个单一问题。”　　报道指出，由于专科医生挣钱多，全科医生非常稀缺，所以大多数患者无法与自己的医生建立长期关系。治疗费用高，等待时间长，医生工资又低，很多人通过受贿来贴补家用。由于治疗费动辄花掉病人一生的积蓄，出现问题后病人很容易情绪失控。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本·利布曼一直在研究中国医院的医患纠纷解决办法。他说：“诉诸暴力很管用是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医院更关心如何避免暴力事件，对于启动正当法律程序不太感兴趣；有时医院会多赔偿病人一些钱，这样做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阻止进一步抗议活动。他说：“医院愿意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回应，而这反过来又鼓励人们去闹事。”　　报道称，有关部门已经着手解决医院暴力问题。2013年10月，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规定医院必须安装报警系统、安全门和武器检测扫描仪，每20张病床配备一名保安。有些医院现在正在教医生如何进行自卫。　　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一名外国医生说：“如果向医院派驻安全部队，这种做法传达的信息并非医院很安全，而是医院很不安全。”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对相关改革投入大量补贴，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大幅改善。目前，99%的中国农村人口享有医保，远超十年前21%的比例。　　但北京一家知名医院的一名儿童心脏病专家表示，改革非常缓慢，而且通常流于表面。她说，她每天要做三四台手术，月收入约为1000英镑，仅略高于她家的保姆。病人做手术所涉费用高达5000英镑，其中大部分都被医院管理人员挥霍掉。他们总是做最坏的打算，给她的待遇很低。　　她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患者、医生、管理人员和政府。每个人都有过错，但又不好说是谁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