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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9月1日-3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北京大学运动医学论坛”在北京五洲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期间，大会主席敖英芳教授接受了骨科在线的专访，就本次大会的办会初衷和体会、我国运动医学学科建设及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的发展历程等展开了精彩对话。骨科在线：请您谈一谈本次大会的办会的初衷和体会?敖英芳教授：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发展是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和诞生而开始的，这离不开老一辈运动医学奠基人的努力，他们不畏困难，到苏联学习，研究所初创到现在，老一辈的学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坚力量”，对于临床运动医学事业整体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运动医学不仅仅归结为关节镜技术或者关节伤病，它是一个交叉的、有希望的朝阳学科。近年来，国家运动医学事业发展较快，运动医学研究所在全民运动和奥运争光上做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在助力运动员夺冠和重返赛场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关节镜微创外科促使运动医学更精准、更微创，使得患者恢复的更好，对于运动员乃至普通百姓都意义非凡。微创技术是运动医学发展的里程碑，但是运动医学发展不能单单聚焦在关节镜上，应该多方面发展。本次会议正值全国开展全关节镜下微创重建前交叉韧带20周年之际，如今从事运动医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会议内容也全面整合，使得每一位同仁从更高层面上认识运动医学。本次会议是在过去20年发展的基础上整合发展而来的，虽然举办一次会议很不容易，但是如今看到这么多专家和同仁来参加会议，足以见得如今的运动医学发展的蓬勃之势，这些都得益于上级领导、专家以及各位同仁的支持和努力。二十周年见证成长 辉煌无限△1997年创办，关节镜技术学习班已经连续举办20年，并于2007年成为国家卫计委首批授牌批准的关节镜培训中心骨科在线：请您谈一谈学术会议对运动医学学科建设有何促进作用？敖英芳教授：举办学术会议的目的是搭建平台进行学习交流，共同汲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为年轻医生提供很好的继续教育机会。并通过学术会议更能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共同促进学科内学术发展。高水平会议对学科的学术发展可以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没有学术会议的学会是没有生机的。学术的传承靠学术会议，在学术发展的长河当中，每一个学术会议都有新的烙印。中西合璧，东西融汇，中西方学术互相展现，中国运动医学事业在世界范围内不仅仅要跟跑、并跑，未来更是我们所期盼的。未来学术会议也要分出层级，既要有基础的，又要有高水平、能展现中国医学发展水平的会议。骨科在线：作为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主任委员，请您谈一谈中国运动医学的发展方向。敖英芳教授：中国运动医学伴随新中国诞生已有60年的历史，如今国家战略发展给了运动医学很好的发展机遇。运动医学的发展得益于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比如微创、材料等技术的发展为运动医学进一步良好发展助力。俗话说得好“生命在于运动”，如今老百姓珍惜生命，热爱运动，但是不能盲目运动，要有保护措施。有运动就有伤害，从大的运动医学战略来看，运动医学可以借助国家需求、人民需求、体育运动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得以更好发展。今后运动医学的发展在现有基础上应该更好地融合、交叉，将运动医学学科发展更大，从整个人体的伤病预防和治疗着眼，小到伤病，大到个人、社会、全体，使得运动医学由点到面的覆盖。运动医学团队为运动员保驾护航△前国家女排队员张容芳△前国家体操运动员李小双△申雪、赵宏博在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病房△国家女排队员在运动医学病房疗伤△田得祥教授为国家自行车队运动员诊治△敖英芳教授参加2010年广州亚运会医疗保障工作，为羽毛球运动员于洋诊治△王健全教授参加里约奥运医疗服务与柔道运动员于颂△胡跃林教授下队服务△印钰教授在千岛湖基地下队服务(赛艇张扬扬)△运动医学研究所获奥运工作先进集体△崔国庆教授在国家游泳队下队骨科在线：请您介绍一下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敖英芳教授：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由曲绵域等老一辈运动医学家于1959年1月在北医三院创建成立，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运动医学研究所，也是最早的研究所，任务是医疗、教学、科研和下队并兼任体委训练局医务室工作。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是运动创伤、运动营养生化、医务监督、伤病康复和医疗体育。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所被关闭专业取消。1970年7月周总理指示“运动医学不能取消，只能加强，不能减弱，要在运动实践中发挥作用”。遵此，研究所于同年10月恢复工作。经过近60年的发展，研究所现已成为涵盖运动创伤、运动康复、运动营养和医务监督四个专业，集医疗、教学、科研及下队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医学研究所，拥有像曲绵域、高云秋、田得祥、陈吉棣、李梅君、张宝慧、于长隆等老一辈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开拓者和专家，也有现代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领军人物与学术骨干。目前，研究所学术梯队完整，技术力量雄厚，致力于运动相关性疾病的预防、诊治和康复工作，是国家体育总局及中国奥委会指定的运动员伤病诊治中心，多年来为国家各级运动员、各类体育赛事及全民健身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1989年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95年成为首批进入211工程的国家级重点建设学科，1999年成为当时唯一的中国奥委会和国家体育总局指定的运动员伤病防治中心，2000年成为全国唯一的运动医学领域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岗位设立单位，2007年成为卫生部和中国医师协会认证的全国最大的关节镜培训中心， 2008年荣获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优秀创新团队”荣誉称号。2013年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北京市运动医学关节伤病重点实验室。研究所现在是卫生部和中国医师协会认证的全国最大的关节镜培训中心、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关节镜培训中心，每年接受国内外进修医生100人以上。已经培养来自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445家医院的医生4500 余人次，其中大部分人学成回单位工作后成为当地学科带头人。研究所每年举行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关节镜与运动医学学术会议和学习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运动医学理论和技术。为进一步规范运动医学医师培训，受国家卫计委委托，研究所牵头起草《二、三级医院运动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和《运动医学医师培训大纲》等规范性文件，旨在提高运动医学医师的临床技能和专业水平，最终能够更好地从事运动医学实践。△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建所初期△曲绵域教授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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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起航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 田伟回国初始，困知勉行说是回国创业，我其实心里很紧张，不确定回国是否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原田教授还发了一个传真到我在东京暂时停留的酒店，让我代表弘前大学去机场接一下来弘前访问的北医三院的党教授，把他交接给一位弘前大学的年轻医生带回。我很诧异，我都回国了，还怎么完成大学的任务啊。可传真上写得清楚: 你现在还是弘前大学的人，就要完成科室交给的任务。而且，估计没多久还得回来。我真的很体会教授的想法，那时的中国刚刚再启航，他不太相信我回国会有一番作为。在机场的巴士上，当党教授听说我回国要搞脊柱外科时，鼓励道:“一定行啊，积水潭干什么都容易成功。北医三院就该有一个强劲对手了。”“怎么会呢?” 我谦逊地回答。那时我没有想过去和谁竞争，日本人的环境里，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强烈想法，只是要把自己做到最好，别人好会乐见其成。不过，这倒是给我增加了几分回国的信心。回到科室，多年过去，已经有很多陌生的新面孔，冷冷地问：“你找谁?”好在很快有认识的老大夫前来热情地欢迎我，使我免去了陌生人般的尴尬。办理手续、领白衣等一番忙碌之后，我却发现我在科里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受欢迎，反而有点儿冷飕飕的感觉。原来，积水潭一直以来有一个习惯，就是只重视实干，不重视学历，虽然很早就开始培养研究生，但是自己一个不留，理由就是不中用。因为读研究生主要做研究，钻实验室写文章，毕业后没有临床经验，笨手笨脚。很多老大夫自己也没有读过研究生，更不理解读研的用途，不愿意留用，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歧视研究生的氛围。我回来才发现，自己不小心竟然成为积水潭医院第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员工，而且还是海归。大家既新鲜又充满不信任。因为，还是老问题，博士有什么用呢?1997年，脊柱外科成立时的合影我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开始”。我被安排在科主任的组里，的确是非常受到科室重视的。科室的工作和过去区别不大，还是各种关节和下肢矫形手术，很少量的脊柱手术。我想，一定要尽快开展脊柱外科手术。首先要了解国内这些年有什么进步。那时，积水潭的脊柱手术还是没人愿意做，有实在需要的病人，就找外院擅长的专家来帮忙。观摩了几个外请专家的手术，发现水平还停留在过去。手术不知道定位，只靠手摸来定位置;不敢用全麻，说是怕瘫痪。多数脊柱手术都是探查术，即使是椎间盘突出症这样比较简单的手术，也就是切很长的口子，先切除一块大概位置的椎板，暴露硬膜后，用很细的橡胶导尿管，向上下方向探查，哪个地方紧就切掉哪里的椎板，然后再找有没有椎间盘突出。腰椎因为都是马尾神经还可以，对于胸椎间盘突出症竟然也用这个方法，结果患者由不全瘫痪变成全瘫。而日本早已经是一个世界级水平的国家，脊柱手术早就没有了探查术，都是术前详细规划，术中定位后，按照计划的位置尽量小的侵袭手术。改往立新，砥砺前行知道了差距，我就知道该怎么干了。首先就要从观念和技术两个方面下手。当时回国后，荣院长希望我尽快成长，由于我在国内的职称还只是住院医师，首先要晋升主治医师，需要通过手术操作。科室的老大夫怕我什么都不会，出于好意，建议让我就做一个取髂骨的操作得了。可是这虽然安全，却无法证明我在日本的学习成果，我坚决要求为一名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手术。当时国内认为这种病手术效果不好，应该保守治疗。原因是采用传统的切除棘突后从中间咬除椎板，见到硬膜后在向两侧扩展，一般也不敢扩展太多，结果术后不是没效就是加重。我知道这是因为理念和技术双重错误造成的。首先椎管狭窄的原因主要是两侧的黄韧带肥厚及小关节增生造成的，而椎管的中央却是最宽的地方。由于当时医院既没有CT，也没有MRI，医生就不会了解这些原因。正确的方法是从两侧入手，进行扩大的椎管开窗手术，既保留棘突小关节等重要稳定结构又可以有效减压。在我的强烈要求和医院科室的支持下，同意我做这台手术。大家也都很好奇，想看看这日本的方法怎么做呢?首先我找出来尘封多年的、出国前原田教授来访时赠送的气动磨钻，这是一种由牙科磨钻发展出来的专门设计用于骨组织减压的先进工具。日本已经是常规脊柱手术器械了，可惜国内没有人会用。拿出来一看还真是很新，试用一下保存良好，功能正常。气动，日本都是用墙壁的高压氮气供应驱动，中国还没有条件，就请氧气站帮助拉来氮气瓶。我带上了回国前原田教授赠送的英国KEELER公司的3.5倍手术放大镜，还让人借来了外科用的双极电凝(当时骨科不用的)。我要求全麻，当时的麻醉科很少全麻，与麻醉科交涉了很久，解释为什么脊柱外科手术要用全麻，开始麻醉师不屑地说，人家北医三院颈椎手术都用局麻，你用什么全麻?多危险。我只能从头讲解国外使用全身麻醉的道理。全麻除了患者可以完全不疼，还便于麻醉师掌控患者全身情况，及时抢救可能的术中意外情况。对于脊柱外科更重要的是可以术中使用肌松剂，这样手术即使碰到神经也不会因为患者反射性跳动造成更大的神经损害，是比局部麻醉安全得多的方法，而并非一般想象中的保持患者清醒是最安全的。这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麻醉安全理念，可是国内还不知道。而且脊髓功能安全的监测是不能靠患者清醒解决的，需要通过脊髓电位监测更安全灵敏的把控。总算说服了麻醉师。手术开始后，当我将一个针头钉入患者棘突进行术前定位时，大家很好奇，这是干什么?我解释通过定位可以明确找到手术规划好的减压位置进行减压，比手摸和切除椎板探查的方法，创伤小且安全可靠。很多医生不能理解这个方法，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都是用手摸来定位的，于是很多难听的话由此传出来。但是我知道定位是先进而正确的，大家需要一个理解接受的过程，就一直坚持再坚持。后来其他医生因为用手摸，出了几次手术阶段错误的事故，以后大家才终于接受我的方法，这是后话了。当我切开皮肤，用电刀切开皮下、筋膜、肌肉，用双极电凝止血，医生们都大为惊奇，当时的习惯还是用冷刀切，不怎么重视止血，大的出血就用血管钳夹住结扎，先进一点的，开始使用电凝。总之，觉得出血理所当然，靠输血就行了。暴露完椎板，我用磨钻开始在两侧最狭窄的地方进行椎板扩大开窗。不用咬骨钳咬，而是用磨钻一层层将椎板和增生的骨质削成粉，这是中国的新鲜事。当我完成双侧共四个开窗时，大家终于了然，原来先进的方法是这样治疗腰椎管狭窄症的。手术顺利完成，切口小，出血很少，没有输血，在当时是个奇迹。术后患者恢复非常好，大家也才明白椎管狭窄症的理念和治疗方法。以后又进行了颈椎前路减压植骨术，而不是国内的单纯植骨术，这在当时也很新鲜，因为当时国内很多医院还不会进行颈椎前路的有效减压手术。接着开展了后路棘突纵割式椎管扩大成形术，当时还是用髂骨块做骨桥的。腰椎的PLIF手术，但是没有椎间融合器，从髂骨取三块同样的骨条从两侧植入椎间隙再用椎弓根固定，这也很新鲜。胸椎后路减压固定术，和前路减压kanenda固定术，luque棒矫正脊柱侧弯症，一个个新鲜的首例不断涌现。终于，大家不信任的眼光消失了，开始逐渐有院内的人来找我看脊柱疾病，门诊病人也越来越多了。直到颈椎的畸形，脊髓空洞症的枕骨大孔减压术和脊髓S-S SHUNT导管引流术都完成的时候，老院长王澍寰院士感叹道：“连枕颈部的手术都能做好，这在国内可以说真是了不起啦，好像没听说谁可以做。”田伟院长使用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进行脊柱外科手术这一切都与当时的荣院长为首的医院、科室领导，以及广大本科室和兄弟科室的不拘一格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为了我能更好开展工作，医院为我买了全套的蛇牌颈椎外科手术器械。像全套的颈椎前方自动拉钩，国内还没人用过，我从开始就可以使用国外一样的设备。医院还很快购买了CT，MRI，使检查手段不断改进。国内当时还不知道MRI可以帮助骨科进行诊断，通过大量的说服和示范，各科室才逐渐接受了用MRI观察病变情况，进行诊断，逐渐发现它的好处，一时间，MRI成了检查的抢手货。我发现，观念的转变和落后学习先进比想象的要难很多，但是坚持住，就一定会转变。勠力同心，成风尽垩回国后，为了支持我的工作，1995年医院不但任命我为科室副主任，还破格提拔我为积水潭医院最年轻的副院长。可以说医院的支持是我完成回国创业理想的关键所在。1997年，在我不断申请下，医院终于同意我成立独立的脊柱外科，这对于医院来说是个冒险。因为在积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这么年轻的医生，就创建一个科室的，但这却成了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专业化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里程碑。当时中一的产房有了新的地方，搬走了，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我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30张床位的病房。医生是从矫形骨科一直跟我这一组的医生里选的，他们是张春雨，刘波，胡临，李志宇，袁强。但是当时的矫形骨科的周乙雄主任非要留下张春雨作为培养骨干，一再坚持，我也没办法，毕竟矫形是我出身的科室，不能让它太受影响，只能忍痛割爱了。后来李勤大夫坚决要到脊柱外科来，就换成了李勤。这样我带着5位创始成员开始了脊柱外科的创业历程。护士长找谁呢? 有人推举当时已经从骨科护士长转到眼科做普通护士的高小雁，果然不负众望，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护士长。从科室装修到护士们的业务培训，都是她一点点兢兢业业抓起来，没有让我操一点心。她自己也不断成长，成为今天全国护理学会骨科专业的主任委员。创业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当时科室里只有五名医生，白天手术，傍晚查房，晚上值班，以院为家，我仿佛又回到了日本。大家都竭尽所能工作，没有任何怨言。当时手术条件不好，做棘突纵割椎管扩大成形术，没有现在的专门线锯，需要用气动磨钻，细小的磨钻头，一点一点将棘突劈开，氮气用完还要氧气站再送，而且有时还会是空的罐子，更换时安装气压表等都要花费时间。开始需要从髂骨取五块整齐的骨块，还要修整成梯形，打孔穿线，后来改成深海珊瑚制成的人工骨，也要自己切割，修型，打孔，再加上麻醉开始全麻也不熟练，经常插管插不进去，或者术中血压和肌松控制不好，前前后后一折腾，经常是一个手术下来就是一整天。被人给我起个外号：天黑。我深刻体会了手术就是一个团队水平的体现。但是我们忍耐住了各种不利的状况，坚持严格的手术程序，一丝不苟的细致作风，这是保证脊柱外科手术成功的基础。记得宋献文教授说过，在美国看一位世界级大师医生手术，却是意外地仔细缓慢。当时宋教授问大师，为什么不把手术做的很快呢? 大师反问为什么要那么快呢?宋教授说：“大家都觉得快是技术好啊，帅啊，关键是护士们希望手术快啊，经常议论谁快谁慢，给医生不小压力嘛。”大师却说：“可见，你说的因素都不是为了病人。作为医生，手术不是为了证明你的技术，而是为了患者的治疗效果。时刻努力，尽量减少损伤，不要出现任何失误，也不要出现手术做得不到位的现象。因为你的机会只有一次，而且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宋教授说对他的触动很大。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外科医生手术就要只想如何把手术做好，快慢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手术的废步少，熟练准确就自然会快。绝对不能像有些大夫那样，上手术拼命比快，反而不在乎粗糙。这样的大夫一定是个冷血的庸医，一辈子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了。事实就是如此，脊柱外科的手术时间随着熟练度的提高，自然而然地不断缩短，同时手术量不断增多，技术也在不断改良。今天的脊柱外科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科室了，但是我觉得创业时期的精神是最宝贵的，希望一代一代年轻的积医人能够继承和发扬这样一种精神，那就是：精诚、精艺、精心。成立科室的时候，我把它作为科训，后来在全院征集院训中，这句话在全院职工无记名投票中又高票当选，可见积水潭医院的职工们是认同这样一种作风的。当原田教授来到我的科室访问，我向他汇报了脊柱外科开展的工作时，他感叹地说：“现在你们开展的工作一点也不输于日本了啊!你回国还真是干出了一番业绩，最重要的是把中国的脊柱外科水平一下提高了几十年啊。”他非常地欣慰，也后悔当初对我回国太没有信心了。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人问过，你们在日本生活那么多年，回来怎么适应的呢?那确实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首先住的地方不好解决，在院长再三催促下，才从总务手里分到一间宿舍，那个年代房屋短缺是最大的问题，谁能分到一间房是天大的好处。可是和发达的日本差距就很远了。房子在医院宿舍楼里，上去一看只有一间房，既无厕所也无厨房。还在公共厕所的对面，做饭的厨房也没有空出的位置。夫人马老师就找人把对面公共厕所旁边的公用垃圾站移走，把满是污垢霉斑的墙用石灰刷刷，从家里借来一个液化煤气灶，就开火了。儿子看着黑洞洞，脏乎乎的宿舍楼道，疑惑地问：“爸爸我们怎么搬到垃圾站里面来啦?”妈妈做的饭他也不吃，说在厕所旁边做的饭不能吃，嚷嚷着要一个人回日本。当时，儿子上学也困难，谁也不认识，只能找最差的学校，不会说中文，上学跟不上，只能蹲一班，慢慢适应，一天到晚嚷嚷要回日本。那段时间，业务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家里家外压力山大，真的很艰难，月底看到发到手里的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和日本作为年青大夫每月4、5万人民币的“低收入”比起来，简直就是免费劳动啊!要想维持一点像样水平的生活，就只能用日本的存款了。但是最难还是怕业务发展不起来，一切都是白搭了，也有犹豫是否回日本的时候，但是还是决定咬牙坚持下来，一切就慢慢都好了起来。儿子也终于适应了国内的生活，慢慢说起一口流利的国语，反而日语却渐渐忘记了。我终于明白语言就是生活的工具，周围环境是什么，小孩子就会自然改变。因为他们主要就想着适应，从来没有固有的生活方式的坚持。看着不会说日语的儿子，想起在日本时他是那个和邻居互骂的小孩儿，不禁怀疑起自己的那段记忆是否真实。然而当我再也不抱希望的时候，生活却给了我意外。一次带着儿子去日本，他给我列了长长一张做模型的材料单子。日本是世界模型的天堂，让我帮他买，可是到了日本的专卖店里问起店员这些材料，店员非常惊诧我的专业，不过当他满头大汗地查了库存，发现几个材料没有，问我用某种其它材料是否可以替代的时候，我就说不上来了，因为我不会做模型啊。这时一旁看着干着急的儿子，竟然一急之下用日语和日本店员直接交谈起来，一口地道的日本腔和极为专业的模型知识，说的店员点头哈腰大为佩服，脑门却渐渐冒出汗来，原来真正的“专家”在这里呢。我当时惊呆了，儿子什么时候又记起来日语了呢?原来他为了做模型，在网上看日本的模型教学片，结果就自然把日语捡起来了，而且还是那么地道。看来，生活的印迹一定不会磨灭，总会在你不经意间闪现出来。田伟院长正在进行骨科导航机器人手术医院成立60余年，我在积水潭医院工作也前后有30年，而脊柱外科建科也20年了。因为我们的努力，从无到有，从一个人带回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到现在100多张床，几十名脊柱外科专业医生;从全院唯一一个博士，到现在科室博士一大堆;全麻已经成为全国脊柱外科手术的常规;我带回的手术使用磨钻和放大镜，头灯的技术已经开始在国内慢慢流行起来;我发明的超声磨钻技术开始变成临床更安全的新一代磨削技术;我们在导航机器人领域的创新开始带动国内骨科掀起智能技术的新的高潮。看到每天繁忙的脊柱外科门诊和热火朝天的手术室，20年过去，医院因我而改变了那么多，我们从学习日本到超越日本，我感到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此情可待成追忆，放眼今朝皆慰然。盼望着脊柱外科未来的发展一代更比一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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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益新说，人文精神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坦率地讲，一些医患沟通上的问题甚至医患矛盾的发生，与有的医务人员人文素养不足也有关系。大医精诚、医者仁心，医德尤为重要。”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曾益新8日在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上表示，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和医德医风，直接影响群众就医体验和改革“获得感”。在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中，曾益新说，医学比其它任何科学都更强调人文关怀，这也要求我们医学工作者具有完善的人性修养。严谨的科学态度、精湛的医学技术和温暖的人文关怀，从来就是医疗服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等原因，部分医疗机构中也出现了医生越来越依赖有形的医学技术和医疗设备，而蕴含于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人文关怀悄悄远去的现象，引起患者和社会的不满，也使医务工作者在道德与利益的两难矛盾中感到不解和痛苦。”曾益新说，人文精神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曾益新说，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和医德医风，直接影响群众就医体验和改革“获得感”。曾益新表示，要坚持育人为本、立德树人，把德育作为医学人才培养的首要内容，将人文教育和医德培养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培养学生“无负司命之责”的职业思想，引导医学生将预防疾病、解除病痛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作为自己的职业责任，使医学成为有情怀、有温度的科学。“要让医疗服务充满人性的温度，医务人员对患者有一颗关爱的心是至关重要的。”曾益新表示，传统管理观念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设想为约束与被约束、控制与被控制、监督与被监督的紧张对立的关系。医院管理者要摒弃这种管理理念的弊端，要尊重医务人员，理解医务人员，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和事业的发展，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倡导、鼓励他们勤奋上进，在为患者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工作的幸福感。曾益新说，要让医务人员把焕发出来的工作热情，激发出来的创造精神用到医疗服务的实践中去，要切实改变“见病不见人”的单纯技术服务观念，让医疗技术能更好地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在诊疗方式上，曾益新说，必须了解病人的心理与情绪，重视与病人的沟通，要使医学实践从单纯寻求药物、手术的治疗转向追求治疗安全、持续有效、微创或无创、改善预后、经济耗费低和尽可能好的生命质量。此外，曾益新说，服务流程的设计要多为患者就医着想，尽可能地方便、优质、高效、温馨;在具体的诊疗动作和沟通语言中要体现人文关怀，比如要礼貌周全，服饰穿着整洁、得体，再如听诊前先把听诊器捂热，问诊语言尽可能态度和蔼等等。“要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努力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人文关怀，使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他们人格的尊严。”曾益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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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日，在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dinburgh）的证书授予仪式中，北京积水潭医院田伟院长被授予“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这也是国际上外科医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田伟院长被授予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田伟院长作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博导，一直注重培养骨科高级人才，尤其是年轻医师的国际化培养。田伟院长被授予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图为学位授予现场，田院长身着院士服与皇家外科学会的主席及教授合影自2006年起，积水潭医院率先与香港骨科医学院及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合作进行骨科专科医师培训，成为我国大陆唯一的被上述两家学院认证过的骨科培训中心。北京积水潭医院团队合影2008年，积水潭医院被卫生部（现国家卫计委）指定为骨科专科医师培训试点医院。多年来，医院在青年骨科医师培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截止到2017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已有12名青年医师完成并通过了骨科专科医师培训和考试，获得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Royal Colleges of Surgeons，FRCS）称号，标志着这些青年医师的骨科临床专业技能达到国际认可的水平。田伟院长做“中国骨科医师培训的历史和现状”的报告韩巍做“专科培训对职业发展的影响”的报告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是欧洲最古老的医学院，始建于公元1505年，距今已经有500余年历史。学院一直致力于外科医师的培训工作，为全世界输送了许多医学专业人才和医学大家，目前拥有会员超过25000人，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是拥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外科学专业机构。9月1日，年度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证书授予仪式现场在对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的访问交流中，田伟院长以“中国骨科医师培训的历史与现状”为题做报告，描述了在中国骨科医师培训的发展道路上，各级政府与医院对培训体系的建立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介绍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与英国爱丁堡外科学院-香港骨科学院联合，克服各种困难，尝试建立国际水平骨科医师培训体系的经历和成果。参观爱丁堡皇家医院（双手合十雕塑为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的标志）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韩巍副主任医师就“专科培训对职业发展的影响”一题，详细讲述了一名中国大陆医生首次亲身参与国际水平专科医师培训的辛苦历程和收获感悟。远观爱丁堡城堡田伟院长在发言中强调：“积水潭医院将继续完善并以推广骨科专科医师培训体系为己任，让更多的青年医师接受国际领先水平的严格培训，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骨科专科人才。”文/韦祎 孙宇庆 摄/边臻 顾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