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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岁后，什么时候退休，是个大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国家规定，现行是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听说因为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有关部门要延长退休年限，男性65岁，女性60岁；再比如，挣到够花，马上回家，当然，现在够花是否将来够花，需要充分考虑通膨涨和欲望膨胀；我还有一种针对自己的算法，我的工作年限至少要等同我的上学年限，否则觉得愧对社会，内心不安。我小学中学义务教育十二年，协和医科大学义务教育八年，美国MBA教育两年，也是拿了美国提供的奖学金。　　二零一四年春夏之交，我受协和邀请，去协和医大近百年历史的小礼堂，给小我二十岁的师弟师妹讲协和传统，我使劲儿想，协和八年大学教育，我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我在协和学到了十件东西。　　第一，系统的关于天、地、人的知识。在北大上医学预科，学了6门化学，和北大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学得一样多。学了两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有脊椎动物学。我第一次知道了鲍鱼的学名叫做石决明，石头、明快、决断。学了一门被子植物学。还学了各种和医学似乎毫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微积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当时学了大体解剖、神经解剖、病理、药理等等，从大体到组织到基因，从宏观到微观都过了一遍。在协和医院学临床，内外妇儿神都过了一遍。由于八九的影响，我们去北大之前，还去了信阳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当时我们学了如何带领一个十人左右的班级、如何攻占一个山头、如何利用一个墙角射击、如何使用三种枪支等等。进军校的时候，我身高1米80，体重108斤，出来的时候，身高没变，体重150斤，如果没有军训，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军校期间，我看了11本英文原文的小说，包括一本是劳伦斯的Lady Chatterley’s Lover。现在回想起军训、北大、基础、临床，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学这些东西有球用啊？第一点用途，在大尺度上了解人类，了解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其实我们跟鱼、植物、甚至草履虫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人或如草木，人可以甚至应该偶尔禽兽。第二点用途，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都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逼。第三点用途，是知道不一定所有东西都需要有用。比如当时学植物，我还记得汪劲武教授带着我们上蹿下跳，在燕园里面看所有的植物物种，后来我读过一句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务真的态度。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学西氏内科的时候，老师反复强调， 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nature cures”。这反而映衬了我们对很多疾病并不彻底知道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如何有效，比如SARS，到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消失，也不确知明年会不会再次出现。其次，面对这么多的未知，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相对笃定的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列出几个可选方案，要跟病人讲清楚不同方案的优劣，要给出我们推荐的优选方案。再次，不做假。不能说假话，不能作假数据。我现在一直坚信，如果没有真的存在，所谓的善只能是伪善，所谓的美也只能是妄美。我记得在协和教过这句话，说哪怕再难听的真话，也比假话强。最后，要有天然的谦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的太多了，你要永远保持谦和。导师郎景和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妇科大夫曾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我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说：“尽管有些残忍，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得还不够多。”　　第三，以苦为乐的精神。学医很苦，原来有个协和老教授说，原来的协和校训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解放了，新社会了，校训只剩前半句，“吃得苦中苦”。我做医学生的时候，那些大我三、四十岁的老教授，早上7点之前，穿戴整齐站在病房里查房，我再贪酒、再好睡，都不好意思7点之后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协和门诊夏天没空调，教授们也是西装、领带、衬衫，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不吃饭，几乎不上厕所、不喝水，汗从脖子上流下来，流进衬衫。当时的协和不熄灯，教室在7、8楼，住宿在6楼，食堂在地下室，晚饭4点半开，从5点多开始看书，一直到深夜。从那时候起到四十多岁的现在，我没有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　　第四，快速学习一切陌生学科的能力。最开始学神经解剖的时候，协和内科主任以过来人的身份去给我们鼓劲儿，我问，颅底十个大孔，您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哪个都有哪根神经、哪根血管穿过吗？我估计当时那个内科大夫心里非常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是：我虽然忘记了一切，但是我学习过，我清楚地知道怎么学习。　　第五，热爱实操。实操就是落实到底，把事儿办了。什么是临床？协和老教授讲，临床就是要临、床，就是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视、触、扣、听。书本永远是起点而已，永远难免苍白无力，一手资料永远、远远大于二手资料。　　第六，追求第一。协和在东单三条方圆这几十亩地，每年几十个毕业生，最初的两百多床位，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没有协和，就没有中国现代医学。如果问协和门口的病人，为什么非要来协和？病人常常会说，来协和就死心了。病人和死亡之间，协和是最后一关和唯一一关，所以这一关必须是最好的、最牢固。这是荣耀，也是责任和压力。　　第七，项目管理。所谓项目管理，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人力、物力下，把事情做成。协和八年，尽管功课很忙，又忍不住看小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比如，在北大的第一个暑假，同四个同学一起，和植物学汪劲武教授去四川和甘肃，寻找一种非常少见的山竹。我完全忘了那种山竹的重要性在哪儿，似乎找到之后可以改写被子植物史或者呼唤神龙。我记得的是，师徒五人，漫游二十天，每天住旅店，每顿有荤有素，最后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找到了那种山竹。　　第八，与人相处，与人分利。当时协和，一间宿舍，十平米，放三张上下铺的床，住6个人。当时协和，一届一个班，一个班30人，一个班只有一个班花。这种环境，教给我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第九，抓紧时间恋爱。大学期间，二十多岁，你会觉得时间永远静止，人永远不老。但是，这是幻觉。这段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男生小腹再平坦，也会渐渐隆起或者松弛，女生面团再粉白密嫩，也会渐渐残败。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妇女是很美好的。奉劝各位男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协和往西不远，有东华门、筒子河、角楼、午门，傍晚牵了手走走，很好的清风朗月，从来不用一钱买。协和往西不远，有三联书店可以乱翻书，往北不远，有中国书店可以乱翻书，往任意方向，都有大量的马路牙子可以坐着喝雪花啤酒、乱看姑娘，这些，都不太费钱。　　第十，人都是要死的。协和八年，集中见了生老病死，深刻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似乎是个废话，但是，很少人在盛年认识到这点，更少人能够基于这个认识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给无聊的人或事。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人不要买自己用不上的房子、不必挣自己花不了的钱。像协和很多老教授一样，早上在医院食堂吃碗馄饨，上午救救人，下午泡泡图书馆，也很好，甚至更好。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要常常叨念冯唐说的九字箴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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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时间长、病人多、责任重大、工作压力大……在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同时，医生有时也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若压力、心理问题长期聚积，可能引发职业倦怠，以及更大的心理问题。在美国，为了让医生以愉快、放松的心情面对工作，医院会专为医生们配心理医生。　　美国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约有12%的医生曾患抑郁症。但医生们似乎很难接受，抑郁症以及其他精神疾病应该被视为疾病的事实。当这些精神疾病发生在他们身上时，这种倾向尤为明显。与一般公众相比，医生自杀的危险性更大。一项以14个国家医生为对象的心理健康调查表明，男性医生的自杀率为普通人的3.4倍，女性医生则高达5.7倍。　　为此，美国医院极其重视医生们的心理问题，为其配备了“专属心理医生”。这些心理医生的素质很高，首先，他们要经过系统的培训和教育，除必须具备心理学和医学背景外，还要有文学、社会学学位或培训记录等。其次，要经过长达6～8年的心理学专业学习和培训。再次，要通过能力评估考试，并获得学位和证书。从业前，心理医生还必须通过从业资格考试，获得相应的资格证明。另外，在上岗前，医院还会专门针对大夫的主要心理问题和各种相关问题对心理医生进行培训。当大夫们感到困惑或压抑时，只需向本医院的心理部门预约，在非工作时间内都可以去咨询。当然，心理医生绝对会为大夫们的心理咨询保密。咨询前，心理医生会签署保密文件，最大限度地保护大夫们的隐私。若大夫们不方便亲自去咨询，医院还配有专门的心理咨询热线，随时随地解决医生们的心理问题。　　一项关于医生压力的调查表明，在参加调查的2069名医生中，87%的人每天都感到很有压力。当被问及工作环境中的压力时，39.8%的人认为压力来源于各种任务和行政命令，33.3%的人称来源于超长的工作时间，26.9%的人则表示来自于各种随叫随到的行程和别人对他们的高度期望。　　除了配心理医生，开心理咨询热线外，美国医院还在通过其他举措来舒缓医生们的紧张情绪。医生们的假期比一般人的多，而且医院不鼓励医生经常加班，该休息的假期必须休息，否则出现医疗事故，医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不仅如此，医院还为医生们定期举行“吐槽大会”，让医生们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医院还会不定期举行聚会、郊游、登山等活动，旨在让大夫们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原标题：美国想方设法为医生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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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医生与公立医院医生的最大区别在于“未病先防”,积极帮助受到不健康威胁或已呈现亚健康状态的人保持和恢复健康状态,避免健康的进一步受损。因而私人医生被世界医学界公认为“健康的守门人”。　　●私人医生多是全科医生,须经正规医学院校教育,全面掌握临床各科常见病、易发病的预防保健知识,且又经过社会学、心理学、运动学、营养学、康复训练学等全科知识的系统培训。　　●在服务方式上,私人医生与传统医院坐等病人上门不同,而是专门为客户提供日常健康管理与维护的预约服务。私人医生的核心工作内容包括:为客户提供度身定制的健康咨询与指导、定期体检、定期对客户的健康状况做出综合性评价与疾病预警,必要时还要向客户提供疾病诊治的医疗协助服务。　　“麻烦大家推荐一名私人医生,最好在14区!顺便问一下,选中国医生好还是法国医生好?”34岁的新移民Joyce发现,找个私人医生成为在法国安顿下来的“标配”之一,她像许多初来者一样,开始在社区论坛和BBS上求助。　　世界上最早的私人医生,起源于西方王室的御医制度。上世纪60年代,全科医学理论出现以后,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指导的全科医生(亦称私人医生、家庭医生)诞生,在普通民众中才开始有以家庭为单位、维护与促进个人整体健康的私人健康管理服务。　　此后,私人医生渐渐成为一种普及西方社会的健康管理服务,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守护健康,私人医生甚至可能成为家庭中必不可少的一名“编外成员”。　　这使得私人医生从基因上就与中国皇室的太医有所不同。太医是有病传唤,而私人医生则往往是长期陪伴,扮演者类似健康管家的守护者角色。　　不过,与美国大约70%的人享有私人健康管理服务相比,在中国,享有这项服务的人群尚不足0.1%。不过,我国医学领域的前沿学者已经逐渐开始注意到“私人医生”这种点对点式的健康管理服务,能够很好地节约和有效配置医疗资源。　　中国有私人医生吗?私人医生能为你提供什么服务?你该怎样与你的私人医生相处?私人医生与他的病人们,是一种怎样的医患关系?　　从这一期起,《新健康》周刊将不定期采访全球知名人士甚至王室成员、各国政要的私人医生,深度解析私人医生这一职业。　　国内暂以高端人群为主　　国内“私人医生”服务的雏形,滥觞于中南海内诸多开国元勋的私人保健医生。目前则以高收入人群为主。　　据胡润研究院今年5月27日发布的《2014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心灵投资白皮书》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个人资产600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的数量,呈现快速上升势头,达到290万人,其中广东为48.6万人,按省排名位于全国第二。　　与中国高收入人群快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越有钱健康越差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优翔国际发布的《中国高收入人群健康报告》中,首次公布了中国高收入阶层健康状况的数据。中国高收入人群恶性肿瘤检出率已经高出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整体水平的73倍;心脑血管猝死概率比中国总人口超出1倍;血脂异常的平均检出率已经超过60%,他们有可能成为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病发的受害者。该报告提取了2008-2012年共1092人次的体检结果,样本涵盖了中国福布斯排行榜前10名中的一半,以及中国各行业最具价值企业领导者和中国民族企业经济的领军人物。　　高收入人数健康堪忧的现状,会产生对高端医疗尤其是个性化医疗服务多大的市场空间?有机构认为,像上海、北京、广东这样高收入人群数量高居全国前列的省市,高端医疗的市场规模,到2015年,都可在100亿到200亿元人民币之间。　　在西方发达国家,私人医生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对传统的良好继承与沿袭,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在我国,私人医生服务仍在起步阶段,但由于这项服务在个人保健医疗方面具有私密、系统、高效的特色,目前已经在上海、北京等一些优质医疗资源比较集中的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受到各类成功人士的青睐和期待。　　“像自由恋爱一样选择医生”　　从摩纳哥王室的窗口向远处眺望,窗外就是一片湛蓝的地中海,目力可及处,遥遥可见法属科西嘉岛。这里是欧洲“最具新闻价值的王室”——数十年来,惊艳世界的王妃、历代国王的爱情、古老的王室传说,他们一直是故事的主角。像摩纳哥王室一样,欧洲的王室成员普遍有着自己特定的私人医生团队。　　法国人Gerard Bersand.MD,欧洲知名人士和一些王室成员的私人医生,近日在广州接受了新快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目前担任IEP (Institute of European Physionutrition)欧洲私人医生协会主席的Bersand 医生1984年毕业于巴黎大学,1992年入选法国国家医师协会,2010年起担任法国巴黎西部大学临床医学指导教授。长期为欧洲政要和名人提供私人医疗服务。　　他眼中的王室成员以及他所理解的私人医生概念,成为我们这一期私人医生访谈的话题。　　在医生眼里王子和普通人一样　　新快报:做王室成员的私人医生,与做普通民众的私人医生,会有不一样吗?　　Bersand:不论是王子、王室成员,还是普通民众,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即使是现在,在我的医院里,等待医生给他们咨询的人群里,也有不少是贵族。但在医生眼里,他们都没有太大分别。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王子也在医院排队等候,毕竟我们只有一位王子(笑),我们会上门为他们提供医疗和保健咨询建议,只有需要身体检查时,他们才需要来到王室的定点医院。　　新快报:和王室家庭打交道,有特别需要注意的细节吗?比如衣着、礼仪?　　Bersand:王室家庭是个非常Nice和Kindle的家庭,那是个古老的家族,他们是真正的贵族,衣着举止低调但有讲究,有与生俱来的高贵,但又非常平易近人。　　医患关系可以像自由恋爱　　新快报:作为一名私人医生,病人……或者说客户,是怎么选择到你们的呢?这个选择是由医生的名气决定的吗?　　Bersand:那是一种双向选择,像谈恋爱一样,你选择了最适合你的医生,而医生也选择了你,这样就可以达到一种非常长期的、可以达到二三十年的默契关系。　　当然,我这里说的“医生选择病人”,并不是说医生会对来访的病人说“噢,不不不,我不喜欢给你看病,请你走吧”,而是当这个病人实际上并不信任这个医生,他不按照医嘱来预约、服药、复诊,那么这种医患关系慢慢地就会疏远掉,慢慢地病人也不来了,医生也不会了解他长远的身体状况了,于是他们的关系就结束了。　　新快报:双向选择是个有意思的词,但目前在中国,可能还不一定能立刻做到。像自由恋爱一样建立起来的医患关系,是不是会特别紧密和亲密?　　Bersand:当一种私人医生的关系建立起来后,往往医生与这个他服务的家庭的关系,会延续二三十年。我会看着他们长大,看着这个家庭里的婴儿出生、成长,甚至谈恋爱的时候他会来问我:“嗨,你看这个姑娘怎么样?”　　新快报:所以最后你会成为你所服务的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吗?　　Bersand:你问我,这是一种已经超越了医患关系、升级到朋友甚至家人的关系吗?不是的。如果这个我看着他长大的孩子,恋爱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心理方面的健康辅导,我可以用我的专业知识回答他,可是如果只是问问这个姑娘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他:“噢,亲,这是你自己做决定的事。”我对自己的专业位置和职业领域分得很清楚。　　帮客户一起寻找专科医生　　新快报:如果客户碰到重大疾病,你们会怎么处理?　　Bersand:作为一个家庭的私人医生,除了日常的诊疗的保健咨询外,还需要在客户出现重大疾病时帮助到他。这种情况下,他会通过我这个通道,找到他的专科医生。私人医生一般是全科医生,一个全科医生会对应着许多个专科医生,当客户拿着我的推荐信,他才能找到相当声望的专科医生,否则他自己是不可能直接去约见他们的。我可以为他们推荐多个专科医生,拿回多个治疗方案,然后这些治疗方案汇总到我这里,我会根据我数十年来对他身体状况的了解,帮助他一起遴选和优化出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案,然后交由最适合他的专科医生来执行这个方案。我认为这是私人医生工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大概6-7年前,欧洲做过一个大调查,接受调查的人群中,直接找专科医生看病还是通过私人医生推荐到专科医生那里看病,选择后者的比例要比选择前者的大得多,只有20%的人是直接找专科医生看病的。这种模式已经很普及了。　　新快报:私人医生能24小时接受客户的咨询吗?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　　Bersand:千万不要以为私人医生就是24小时随时应召的人,也千万不要以为私人医生是急诊医生——专业的私人医生是需要预约的,遇到急症,你最需要的是打999(在中国是打120)。　　新快报:一名私人医生,比如你,能管理多少病人?　　Bersand:现在在欧洲,一名有一定知名度的私人医生大约会服务800名客户。这个工作量还是可以接受的。　　中国人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　　新快报:在中国接受咨询,你所了解到的中国客户,与欧洲客户有什么不一样?　　Bersand:中国的病人,与欧洲的病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在中国,我接触的病人,都非常有礼貌、非常尊重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地遵从医嘱。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中国人给我的印象,是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　　新快报:目前在中国也是做私人医生?　　Bersand:我们在中国开展的业务主要是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的预防和调理,为这些原本需要终生服药的人群做脱药工作。这与做全科私人医生的工作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我觉得这个工作更有意义。让一个人的自我治愈力提升,疾病就自然会“退缩”。　　新快报:听起来和中国的中医有一些共通之处,都是讲究对人体自身整个系统能力的提升。　　Bersand:希波拉底说过,人体最好的医生是他自己。但遗憾的是,现代医学却在渐渐忘记医学起源者的这句话,药越吃越多,慢性病却越来越严重。我们的脱药方法,虽然比较慢,但它会把人体自身的能力提升。这就是预防医学的真意——没得病时预防得病,得病了预防它危及生命。　　（原标题：揭秘私人医生：医患关系可以像自由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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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被打医生关于医疗暴力零容忍的个人看法　　作为一个普通医生，对这些年来连续不断的暴力伤医事件，除了愤怒就是无奈；面对各种不负责任的媒体报道和令人寒心的网络评论，除了伤心就是更加无奈。直到有一天我自己经历了医疗暴力，劫后余生后才开始正视现状、冷静思考，那些愤怒、伤心、无奈逐渐转化为感慨：不少暴力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我们做的最多的是事后呐喊，这远远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对医暴的零容忍不能停留在呼吁上，而应当落实到行动上，而且应当首先是我们自己行动。扞卫我们的生命和尊严，要靠我们自己！我认为，对医疗暴力的零容忍，应落实到事发前、事发时、事发后等不同阶段：　　1.事发前的零容忍：　　最好的预防是事前预防。回顾多起暴力伤医事件，患方事前都有口头威胁，但是医生或者比较善良，或者心存侥幸，以为危险离自己比较遥远，结果导致悲剧发生时无法应对。　　有人也许认为，患者对医生的口头威胁算不了什么事。我坚决反对这样的论调！相互尊重是医患关系的基石，任何一方的暴力威胁，实质上已经撕破医患关系的底线！地震等危急事件中医生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患者是天职所在，但在日常工作中面对服务对象的打杀威胁，医生难道也应当冒着生命危险而工作？人人生而平等，医生的生命权利和患者的生命权利同等重要；人人都有人格尊严，当医生的人格尊严受到蔑视和污辱，还要求他为污辱者提供优先和优质的服务，天理不容！这不仅是对医生的污辱，也是对道德良知的污辱。　　因此，医生对患者方的口头暴力威胁应当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立即采取措施应对。这和机场处置扬言要劫机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具体措施不同而已。面对暴力威胁，我们首先不要激化矛盾（如争辩和解释），而应当及时回避事发环境，避免和暴力威胁者独处。要立即通知附近的同事，并在第一时间报警。牢记：同事一定比警察来得快。我之所以能够及时脱险，也是在遭遇患者口头威胁之后马上和同事进行了沟通，上级部门及时派遣了保安在附近巡视。因此才能做到在事发后不到10秒钟，保安就冲进诊室，阻止患者的进一步加害。　　2.事发时的零容忍　　我们应当记住：在暴力发生的最初时间里，能够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自我救助：中国的医生不仅要有医疗技术，还要有自我保卫技术，这是时代的悲哀，但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发生暴力事件，优先用的自救技术是逃跑，如果不能逃跑，就尽量争取时间让同事来救自己。我们应当交流和练习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减少伤害、争取时间的各种技术。医院内有很多可以用来防护的器具，不要考虑什么保护公共财产，人的生命和尊严是第一位的。我面对歹徒的凶器时快速反应，避免了锤子第二次砸在我头上，争取到了7秒钟的时间，和赶到的同事一起制服了歹徒。我能够活下来，一方面感谢上天的仁慈，另外一个方面靠的就是自救。借用我国军方一句着名的话：我们不打第一枪，也绝不给敌人打第二枪的机会。　　集体救助：我们的同事尤其是身强力壮的男同事，在我们的兄弟姐妹老师学生正在遭受暴力侵犯时，应当团结一致，勇敢地用集体的力量制止暴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赋予我们的权力和义务。既然发生了暴力行为，就已经超越了正常医患关系的沟通、协商的处理范围。任何殴打妇女和孕妇的行为，禽兽不如！对这样的行为没有什么废话可谈，直接动手救人。绝对不能出现医生被患者打骂几个小时、游行几个小时的事情。对暴力行为的容忍，只能让暴力行为更加肆无忌；受伤害的不仅是个人的身体，更是心理上对我们这个集体、这个行业、乃至这个社会的绝望。我们不去救我们的同事，总有一天也没有人救我们自己。　　自古邪不压正，但屡屡出现邪胜正的局面，首要原因是我们懦弱和不齐心。事后义愤填膺、高见满天飞，当时却是缩头乌龟。医生被殴打，伤害的不仅是当时的躯体和生命，最大的伤害是永久的心灵创伤。医生被长达几小时的游行，不仅当时颜面扫地，而且造成今后抬不起头的尊严伤害。事发当时我们对暴力的容忍，都是我们对自己尊严的集体沦丧。我们团结起来的行为，哪怕是集体的吼声，都会减少这种伤害。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容忍任何暴力行为！任何事后的高调，对受害者的躯体恢复和心理抚慰，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我们要做的，是尽我们自己的努力制止伤害或者减少伤害的程度。在伤害发生的当时，被动等待包括警察在内的别人来制止，是最没有用的窝囊行为。　　法律依据：全体医生都应当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学会行使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1）《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法律告诉我们，当某人正在杀人时我们打死了他也不算犯法，那我们还怕什么？！　　（2）《刑法》第二十一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法律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可以紧急避险，就是赶紧跑掉。如果你跑掉了，其他病人病情加重而出现意外，我们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处罚。责任应当由打我们的人承担。如果出现意外的病人的家属因为这件事情来打砸医院、伤害我们，我们就照前面（1）的方式处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弱者和强者之分。政府部门、单位领导、媒体、社会对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不能凌驾法律之上。　　3.事发后的零容忍　　医疗暴力发展到这个黑色的阶段，固然与大的环境有关，也和医疗界长期的容忍、退让，甚至是纵容有很大关系。我们应当向港大的深圳医院学习：“若出现暴力行为，医院一律会报警处理”。拒绝调解，绝不容忍和姑息。同时，一定要及时的保存证据，不要给小人以可乘之机。　　最后，我再次强调我的观点：我们的生命和尊严不能因为我们负有治病救人之职责就可以任人践踏。作为个人，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暴力的方式伤害我；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我呼呼全体医生对医疗暴力零容忍不能停留在事后的呐喊，而应当付诸事发当时。我们应当拿起法律的武器，团结起来，行动起来。扞卫我们的生命和尊严，首先要靠我们自己！　　欢迎转载，请标明出处：北大六院一名曾经被患者打伤的医生　　原文链接：《扞卫生命和尊严，首先要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