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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有学医的苦，有学医的乐，时常有人会问我们学医的人一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时，真怕别人知道我是学医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学医的生涯你真的不懂。读大学时问：我听说学医念的时间长是吧？答：恩，我们五年制的。问：我听说怎么还有念八年的呢？答：嗯，临床有八年的，是本硕博连读。问：那你怎么念五年不念八年的啊？答：我没考上……问：那你读研几年啊？答：三年。问：那你不是比别人多念了三年么？答：是……问：没事儿，多熬两年，出来一样月收入好几万，还有红包回扣拿。答：……（真的么？你当街上有钱抢！）问：问你个病，你帮我参谋参谋？答：……（浑身冒冷汗，要露馅了，其实我不会看病）读研究生时问：毕业在哪里工作啊？答：没工作，读研。问：学历高一点儿好。答：不读找不到工作。问：读研天天要跟着老板上门诊吧？答：老板看不见，老鼠倒是天天见。问：不跟着上门诊那读研干什么？答：毕业要发文章，所以要做实验。问：那你们做什么实验呢？答：……（说了你也不懂）问：做实验忙不忙？答：还挺忙的。问：怎么么会忙呢？都说“烟酒生、烟酒生”嘛。答：……（无语中）问：实验我知道，往机器里一放，坐边上等结果就好了。答：是啊是啊，呵呵。（苦笑中）问：问你个病，你帮我参谋参谋？答：……（浑身冒冷汗，要露馅了，其实我不会看病）读博时问：留在哪家医院了？答：还没工作呢，在读博。问：你还在读啊？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在读，越读越穷，越穷越读）问：那你读博读什么专业啊？答：XX专业。问：大医院读博好，见的病多，好好学。答：还在搞研究。（换了个地方看老鼠而已）问：那你们不用上临床么？答：实验做完了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实验虐我千百遍）问：啥时结婚？答：还没有对象。问：你也老大不小了，对象这事要抓紧了，你家小弟都做爹了。答：我知道啊。问：不过没事再熬两年出去工作了，一个月好几万，还有红包，不怕没对象。答：……（你当路上有钱抢）问：问你个病，你帮我参谋参谋？答：……（浑身冒冷汗，要露馅了，其实我不会看病）规范化培训时问：你终于工作了啊？答：算是吧，在规范化培训。问：在哪家医院啊？规划化培训是个啥？答：规范化培训……（我可以告诉他是半个免费劳动力么？）问：那你以后留在那家医院？答：不知道啊。问：咋会不知道呢？你不留那里工作现在待那干嘛呢？答：……（我回答不了）问：医院待遇应该很好吧，有两三万不？答：可以告诉你去掉个零么？（你当从病人口袋里抢钱啊）问：问你个病，你帮我参谋参谋？答：……（不懂打电话帮你问问别人喽）上学我们比别人要花更多的时间，而且是天天往实验室跑，人家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读书，人家都工作了，我们还在读书，好不容易可以工作了，还得拼命搞科研，发文章，我们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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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外科疾病在病人的眼中只是开刀可以解决。但实际上除了开刀以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对于病灶的切除是否彻底，病灶的病变程度究竟如何?这些都需要靠病理检查来最终确认。可以说，外科医生的工作离不开与病理科医生的合作。　　有一个笑话对病理科医生这个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进行了很好的阐释。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天，内科大夫、精神科大夫、外科大夫和病理科大夫一起去打猎。一只看起来像鸭子的鸟飞掠天边，内科大夫举枪要射，却又想，这到底是一只鸭子还是鹅呢?一眨眼，鸭子飞走了。同样，面对天边飞过的猎物，精神科大夫举枪瞄准时却也在思量，我知道这肯定是只鸭子，但这鸭子知道自己是一只鸭子吗?……稍一迟疑，鸭子也飞远了。而外科大夫看到猎物则毫不迟疑举枪就射—— 嘣!嘣!嘣!鸟被打了下来。外科大夫指着远处对病理科大夫说：“去!把那玩意儿捡回来看看到底是不是鸭子!”　　外科医生和病理科医生之间的合作就像“打猎”，外科医生扑倒猎物，需要病理科医生坐在显微镜下读病理切片，也就是“鸭子”。没有病理科医生的准确判断，外科医生就无法做出切合的治疗。有时，如果病理样本耽搁十分钟出结果，外科手术就无法最快速的治疗了。因此，医院里对病理科也相对比较重视。　　病理科的诊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时候，由于硬件上的缺陷，病理科医生即使有病理诊断的能力却也无法实现相应诊断，未免耽误了疾病的救治。　　其实，不光是外科医生与病理科医生之间需要密切的合作，每个肿瘤病人都应该由内科、外科、病理科的医生进行团队合作，共同负责对他的治疗，这才真正可以实施个性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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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所著《大医精诚》是唐代著名医师孙思邈所著，其中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精，第二是诚。所谓精，就是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而且行医过程中要精细至微，还有就是要有钻研精神。所谓诚，就是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要有仁心，而且不能做出乘人之危，坐地起价的勾当，而毁坏医生这个行业的名节。虽然是古书，但是“精诚”二字放到现代的医生中，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好的医生，应该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用自己精湛的医术与爱心努力践行着医师的承诺。精湛，精细，精研首先在诊疗过程中，不仅要认真考虑疾病的合理救治，还要从患者文化水平、经济能力、对疾病的认知程度等不同角度进行全面考量；站在对方的角度，时刻关注病人的困扰和疑惑。其次，就是诊疗的时候要细致，要通过全面分析和科学判断，对患者的情况有全局的认识；针对不同患者提出个体化诊疗计划，把对患者的诊断、治疗过程当成一个系统工程，从诊疗各个环节以及预后进行整体判断，确定一套完整的方案；对采取的治疗策略有清晰的思路，不仅大夫要心中有数，也要让患者心中有数；把每天的查房作为整体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听取患者的主诉，结合新的检查和化验，及时调整诊疗策略；贯彻“整体意识”和“环节意识”的有机统一思想，使医疗质量得到充分保证。最后，提高医疗质量是临床的根本，也是一个医生毕生所应该最求的目标。医学是不断发展的，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只有更合适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没有最合适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好医生，在工作之余，更应该努力学习和钻研自己的专业学科，这样才能掌握知识更新，并自主的研发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诚心，诚实，诚信一个国家只有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凝聚人心，和谐发展；一家医院只有树立优良的医德医风，才能受人尊重，令人信赖。好的医生应该把医德医风当作生命、立为品牌；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构筑和谐健康的医患关系，收红包，大处方，以药养医，这些都是医德沦丧的表现，应该坚决杜绝。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医生的内涵建设和素质提高非常重要。继续教育和互相学习，参与会诊、讲学以及国内外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提高自己；通过每周科内组织的业务学习、病例讨论，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只有做到了这些，和谐的医患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地建立。不仅如此，医生还需要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热爱医院，像珍惜自己的荣誉一样珍惜工作岗位，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病人，在“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下，努力为患者提供精细服务、超值服务、特色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医务人员在治疗患者疾病的同时，也时刻用温情化解患者的心结，铸就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服务链”。所以说，医者父母心。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更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度。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践行之，社会方能和谐，人间才能处处充满着爱和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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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19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出席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医药卫生管理论坛暨北医医院管理高级研修项目百期校友会”，并作精彩演讲。面对数百名医院管理者，白岩松鲜明地指出了医生职业在社会中的五重价值。本版精编了演讲内容，并独家刊登，以飨读者。　　七年前，因为踢球骨折，我在北医三院做骨折手术。在手术台上，大夫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求？”　　当时，我的回答是：“我会做一个模范患者。这是您的专业，一切听您的。”手术效果非常好。在手术半年后，我回到了北医的大院踢了一场足球，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也在场。　　其实，当你信任对方的时候，对方给予你的会更多。当你一开始就带着怀疑的眼神时，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当下中国，医生和整个社会之间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中。　　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谈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医生？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大家说到医生，都会说两个词，一个是医德，一个是医者仁心。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哪些行业的后面是带“德”字的？只有教师和医生，一个是师德，一个是医德。我们的前人够聪明，之所以这两个行业后面带“德”，因为他们维系人生中两个最重要的健康领域，一个是精神健康，一个是肉体健康。所以，社会对这两个职业的要求特别高。现在很多的医生都有委屈：我在做这样行善积德的事情，为大家守护健康，可是还面临着怀疑。千万不要怀疑，千万不要有委屈感。我还是要强调，你越靠近佛，你遭受的磨难和委屈就越多。因为你的职责大，大家的期待也就越高，大家对你的需求也高。　　医者为什么要有仁心？医生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大家到医生这儿来，往往是带着苦痛，带着绝望。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到医生那儿来看病，不如说是到医生那儿来寻找希望。我们常说，医生是治病救人。其实治病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说救人？治病只是治疗病状，但是救人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我们面对这个行当的时候，过多地强调生命的因素，而忽略了心灵的因素。这也是社会上很多的需求跟这个行当发生摩擦的诱导因素。　　干医生这个行当，你看到的总是一颗又一颗苦痛的心，一张又一张苦痛的面孔。当然，医生最大的幸福是，病人来的时候是苦痛的表情，经过你的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他带着笑容离开了。因此，心灵的抚慰和支撑原本就是这个行当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五年六年学到的医术本身。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疗技能和心理上的抚慰加在一起，才构成“医者仁心、治病救人”这八个字的全部含义。　　医生这个职业具备五重价值　　医生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说，中国人用四个字把这一辈子概括：生老病死。请问，这四个阶段，哪一个阶段离得开医生？请告诉我，哪个人能够确定一生都不会成为病人。如果你能确定自己一生都不会成为病人，你就骂医生吧！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个包票。　　从医德到医者仁心，再到治病救人，都体现了医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生命价值。　　医生仅有生命价值吗？我觉得医生还具有社会抚慰价值。患者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折磨，释放往往来自医生的抚慰。因此，一位好医生的标志是治好病，也包括让很多人感受到希望和温暖。这原本是另一种医术。医生第二个价值就是抚慰整个社会。　　我觉得医生的第三个价值是情绪价值，第四是社会的信心价值。所谓情绪价值，社会上戾气、抱怨几乎到处都有，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状态，医患冲突就会减少。所谓信心价值，我们中国现在什么都不缺，但是最缺的就是信任和信心。医患关系失衡的核心就是信任缺失。如果这个行当的改革能够进行得更加彻底，恢复信任，就会对社会产生巨大价值。　　另外，2013年末，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人数第一次突破2亿，今后还将以加速度增加，老龄化对医疗的需求将是巨大的。我认为中国到了提出健康寿命的时候了。　　这和医生有什么关系吗？那就是医生的另一个价值—科普价值。写一篇论文和医生的晋升是有关系的，但是写十篇科普文章却对晋升没有影响。请问有多少医生愿意做这样辛辛苦苦的事情？除非他有极大的道德追求和责任。但是每一个医生都知道，科学常识的指导，会帮助相当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急病不转化为慢病。　　生命价值、社会抚慰价值、情绪价值、信心价值、科普价值，我认为，医生这个职业具备这五重价值。但现在医生被整个社会安排了太多的应急价值，一到流行病传播的时候，一到汶川地震等灾难发生的时候，医生全成了白衣天使。因为关键时候医生是社会安定的稳定器。但是一过了那段时间，大家就都健忘了。然后，又开始骂医生。　　关键看环境激活的是人性中的善还是恶　　我前几天也出席了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道德委员会关于医生道德自律的会议。道德的问题需要有力地倡导，但是仅靠倡导和自律是不够的。中国人的人性不比一百年前更糟糕，也不比一百年后更好，关键是看环境激活的是人性中的善还是恶。　　今天中国的道德问题似乎太大了，比如老人跌倒了没人扶。老人跌倒了去扶他（她），他（她）会讹人吗？我相信十个讹人的老人中有八个九个都是善良一生、谨小慎微过来的中国人。但是，在中国，老人们第一怕的就是给孩子添麻烦。当他一摔倒，一发现动不了了，立刻担心给孩子添多大的麻烦，价值观一下子就扭曲了。这时候，任何人伸出一只手，他们都会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说不定就会讹人。等我们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健全了，我想这种情况就会很少了。　　因此，道德问题往往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几十年前，中国两辆汽车一撞，下来就打，为什么啊？因为打赢打输决定了赔偿。今天，两辆汽车一撞，没有人动手，因为每个人都强制上了第三方责任险。可见，制度可以提升文明。　　如果一位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号，水都不敢喝，厕所都去不上，如何做到耐心地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个手术才得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几千块钱，你会作何感想？要是在自己医院做一个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走穴去另外一个医院，可能拿到一万多块，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必须高尚？坦白地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相当多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如果医疗改革不能快速地破局，这个黑锅还要背很久。　　不能把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院长身上　　最后，在缓和医患关系上，整个社会，包括媒体，应该做些什么？　　我认为，首先第一点，坚持改革。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说话，是在替每一位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医疗改革如果不快速破局，医生的黑锅会背很久。　　接下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几年提议设立“医生节”。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我们已经有了教师节、护士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它的市场压力，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医患冲突案件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出了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我也要提一下，医学是科学而不是神学。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情绪：我把病人交给你，你必须给我治好，不能出任何问题。请问，哪个医生能够做到？虽然现在医学已经进步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疾病也在发展啊。我们应该让全社会都知道，目前有相当多的疾病，可能被控制、可能被减轻，但不大可能被治愈。　　科学本来就是有成功、有失败、有探索，还有曲折的。但是，现在的医患关系背景下，很多医生都不敢建议患者用冒险的治疗方案。社会需要一种润滑机制、调节机制，不能把风险和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医院院长身上，否则没有医生会选择去为患者冒险。　　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采访，一进医院，就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轻。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的，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们是否也能建立这样的机制？　　所以我认为，中国医疗困局的突破，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我们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每一位医生温和地对待患者上，这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润滑机制和缓冲地带非常重要。我们在座的院长，可以尝试在医院设置志愿者，引入NGO （非政府组织）。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是要有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完成长久的润滑和缓冲。　　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　　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我的家庭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我大学毕业回老家，即将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那个地方很偏远。上世纪70年代，我爸那时30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有一天，他出差要去天津。我妈就嘱咐他，办完公事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病。我爸去了天津，最后一天才去医院。结果，他被诊断出有癌症，医生不好当面告诉他，只是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走，必须住院。　　我爸肯定不干：一堆事情，必须要回去。他掏出车票对医生说，这是我今天回海拉尔的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就说，请你稍等，我去找我们的领导来跟你谈。医生去找领导的时候，我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在天津火车站等车的时候，火车站的喇叭响起来，居然有人找他：海拉尔来的某某某，请到火车站门口。我爸走到火车站门口，下午那位医生，焦急地站在门口等他。原来那位医生记住了晚上的车次。我爸就这样被救护车拉回了医院。　　尽管我爸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我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说：“如果遇上这样的医生，加上现代的技术，也许你爸的病就能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