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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三郎本名薄禄龙，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麻醉科主治医生。今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接触麻醉专业13年，而正式从事麻醉医师职业也已经3年了。“大医院，小医生”是薄三郎对自己目前职业状态的描述，在这个市内知名公立三甲医院工作，每天接触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病患，“整个医院每天要进行100多台手术，每个麻醉医师平均每人要负责3台手术。”“每天，你服务很多人，但你还是需要一丝不苟地关照到每个细节，因为细节就能决定一个手术麻醉质量的好坏。你手上的药推了多少，然后观察的仔细程度，就能决定一台手术的成败。”他这样向我们形容自己的工作特点，“如果说手术室里总要有一个英雄人物，那么光环就让主刀医生去戴吧。我们麻醉师是保驾护航的幕后功臣，不过大多数时候，家属连我们是谁都不知道。”这位自嘲“不起眼的小医生”还有另外一个更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字，网络世界里的知名科普写手“薄三郎”。这位科学松鼠会的活跃成员，曾为《外滩画报》撰写过包括《3D生物打印或引起新医学革命》在内的系列科普文章，也写诸如《医生的爱情》、《女麻醉医师》这类杂文。2011年，他曾出版一本叫做《健康谣言终结者》的图书，以轻松幽默的语气将老百姓关心的健康观念娓娓道来。目前，他的个人微博上的粉丝已经超过8万。　　关于名字的来历，还有个小故事：因为这位日常工作繁忙的医生在闲暇时刻依然笔耕不辍，有个与他相熟的编辑一次半开玩笑地说，“你真是一个拼命三郎啊。”渐渐地，这个名号就传了出去。他也笑咪咪地接受了，“在我的生命里，一向与‘三’结缘，我出生在1983年农历三月初三，一个龙回头的日子，做麻醉医师三年，就是没有小三。”他半开玩笑地说道。　　“麻瓜之路”　　我们与薄三郎约在长海医院麻醉科实验室见面。一进门，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实验室里弥漫着的那些化学试剂交互散发出的奇怪味道。　　“是麻醉这个专业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麻醉。”在后来的采访中，这位毕业于二军大麻醉专业的医学博士告诉记者。因为中学时代最擅长的科目是化学，他曾经的理想是从事与环境保护治理相关的职业。　　薄三郎祖籍山东，“一个靠海的小地方，然后是一片丘陵。在我们那个地方，自己村里的小学不是很好，所以就得到外村上学。到了十岁，又转到镇里上学，就又更远一些，骑车来回得9公里，有一段时间就不得不寄宿在别人家里。”薄三郎这样向我们回忆自己年少时代的成长环境，因为“寄人篱下”，自己从小比较成熟，会察言观色，“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　　“我们这种小地方长大的孩子，不如上海的孩子那样有机会接触各种外来的东西，连环画也没看过，《西游记》也没看过，更不用说什么新奇的玩具了。”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慢慢长大，最令他自豪的事就是自己特别会念书，“基本上从小学到高中，读书从来没有让父母担心。”　　薄三郎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考了全班第一，家里人送了他一只变形金刚玩具作为奖励，这可算是村里孩子中值得炫耀的稀罕货。拿着这只变形金刚，小小年纪的他心里默想，这该不会是自己这一辈子的人生巅峰了吧。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生高峰其实算是高考那一年，他成为黄海边上那个才100多人口小村庄里的第一个医科大学生，“关键还是军医大学，学费全免！”　　薄三郎说，仔细算起来，军医大学这个志愿应该是作为退伍老兵的父亲为自己决定的，“父亲对我说，有两门职业在什么时代都不会被淘汰。如果读书不好，就去学做厨师，因为大家都要吃饭；如果能读好书，就应该去做医生，因为大家都会生病就医。”　　遵从父亲的人生智慧，薄三郎进入二军大，稀里糊涂地被编入麻醉学专业。“与别的医科学生不同的是，如果你决定做麻醉医生，一开始就会选择这个专业，而且在学习期间也要比其他医学生有更多的书要读。”但他坦承，从本科到博士，他自己对未来要从事这个职业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当时，我总觉得，医生嘛就是一个职业，如果有一天你不愿意做医生了，还有许多别的选择。”　　这种对本专业的迷惘在他后来真正走上医者的岗位后渐渐得到修正，“你干得越多，可能对这个专业的热爱就越多。而当你越专业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很难从里面再逃脱出来，是一种相互被抓牢的感觉。”　　做了麻醉医生后，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重症监护室工作，见识过各种惊心动魄的抢救。“一次，有一个病人心脏骤停，主治大夫不停地给他按摩心脏，做心肺复苏，大概坚持了100分钟病人的心脏才又开始跳动。其间有一段时间，病人其实已经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你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坚持，就要看大夫的经验、判断还有决心。你需要拥有非凡的勇气，当然还有非凡的体力。”　　薄三郎承认，相比主刀医生，麻醉医生常被视为辅助性工作。于是，在麻醉医师的群体里，他们自嘲地称自己是“麻瓜”。　　网上有一组讲述“麻醉医生都懂的”心情漫画，同样深得他的赞赏。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群众一听说我是做麻醉的，都会夸赞，麻醉医生好啊，工资高，工作轻松，打一针就可以了。”“麻醉医生术后去巡房，病人会说，主刀医生真厉害啊，我都不怎么痛耶。”　　薄三郎这样形容一个合格的麻醉医师对于一台手术的意义：“药物推进去，病患沉沉睡去，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病人的）脑袋被打开了，心脏打开了，出了好多血，其间发生了一些特别危急的时刻，生命体征不稳定了，这个时候，外科医生会紧张，麻醉医生也会跟着紧张。但你一边紧张一边还得做事，你得把这个情况处理好。整个手术室，只有病患是无知无觉，安然度过。然后他渐渐醒过来，可能根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就被送回病房。整个过程已经很完美了，然后你就默默谢幕，不要期待家属会感恩戴德。”　　即便如此，薄三郎对自己的岗位充满自豪。“麻醉是科学、医疗知识、操作技能的混合体，它充满变数，又十分有趣。你能穿着宽松的睡衣裤，听着音乐，和外科医生忙于处理你的病人，感觉如何？”　　当然不是每一次手术都如同他所述的轻松美好。薄三郎还记得，有一次值班，凌晨四五点突然接到急诊的紧急电话，有一台紧急剖宫产手术要做。普通的剖宫产手术做的是腰椎管内麻醉，但那一次产妇此前已在家中尝试过自行生产，失败后才急诊就医。小孩的上半身已经出来了，必须马上麻醉手术。最令他为难的是，产妇此前没有就医记录，“我对她一无所知，不知道是否有过敏史、禁忌症，盲目地推一针是要冒风险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尝试，可喜的是，此后的手术很成功。　　“在这个世界上，若你最喜欢的地方是手术室，那就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在一家医院，若你最喜欢的地方是手术室，那就成为一名麻醉医生。”薄三郎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麻醉学对于现代外科医学的意义可能要回到没有麻醉的时代才能凸显出来。被伍尔芙尊称为“英国小说之母”的范尼·伯尼（FannyBurney），曾描述过她恐怖的乳腺癌切除手术经历。“我上了手术床，一块丝质手帕放在我的脸上。七名医护人员围住了我，透过手帕，我看见闪闪发光的钢刀。接着是一阵寂静……当恐怖的钢刀刺入乳房，我无法控制地开始哭泣。我大声尖叫，并持续了整个手术过程，那简直是一种酷刑。”虽然痛苦，但这是一次成功的手术——她多活了29年。　　直到1946年乙醚吸入麻醉的方式被发明，“科学才终于战胜了疼痛”。薄三郎说，一个好的麻醉医生，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行动迅速，思考力比较强。“大部分麻醉医生，在高强度的工作中是会被训练出来的，行动迅速，思考又特别具体细致，可以观察到一些很细微的事情，并且保证一切井井有条。”　　大医院，小医生　　第二次见到薄三郎，是我们的视频摄制组到他家进行拍摄。进门所见，一叠叠书籍从书架堆放到地板上，拿着钳子的薄三郎正满头大汗地试图修理其中一个轮子。　　不久，他就要第二次踏上赴美进修一年的行程。关于未来，薄三郎希望从事麻醉科学难度最大的心脏麻醉的研究。　　不过，去美国之前，他希望先搞定家里的一切。看得出来，他修理家具时远不如手术室里那样得心应手。　　这处位于上海西区一隅的两室一厅，是薄三郎的妻子单位的福利分房。蜗居于此他挺满意。“依靠目前我俩的收入水平，完全不敢想在上海买房子这件事情。”薄三郎与妻子相识于医大，当时一个攻读医科，一个读护士专业。　　“许多人都说从医久了，看破生死，人容易冷漠。我认为得分开看。”他这样说，“医疗也存在温情，但这种温情更多时候是隐藏在理性的技术里。”　　薄三郎讲了一个“系领带”的故事。一次，长海医院的ICU病房住进一个年轻病患。“与我年龄差不多，是个工程师，因为长得特别帅，有点像吴彦祖，惹得大家都禁不住议论。”他这样回忆。这位年轻人的病情恶化很快，不幸去世。因为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家属接受不了，连给亡者最后整理遗容也悲痛得无法完成。薄三郎主动提出，自己给这位英年早逝的年轻人打领带。或许是因为从未给别人打过领带，或是这个场面太震撼，他花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才完成这个其实很容易的动作。“真不敢相信，那样年轻就去了。有的时候，生命就是很脆弱很残酷的。”　　残酷的不仅仅是生命本身，薄三郎写过一篇《ICU里的穷人与富人》的文章，“许多人都会说，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生命这种东西是最平等的。对吗？在ICU里面，我们收治各种各样的人。有时，我们会收治两个几乎同一种疾病的病人，其中一位是大公司的经理，他可以用最好的资源抢救，花费近百万终于抢救回来。另外一位来自农村，抢救几天家里就没钱了，最后只好出院，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死亡。”　　“大医院，小医生”，这是薄三郎对于目前自己身份的定位，“医院是个小社会。在这里久了，可以看到人间百态。有些人特别有权有势，但来的时候一个家属都没有，很孤独；有些人经济条件一般，但家里其乐融融。”　　我们与薄三郎约在长海医院麻醉科的实验室见面。一进门，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实验室里弥漫着的那些化学试剂交互散发出的奇怪味道　　医生里的文艺青年　　“医生里的文艺青年。”科学松鼠会创始人姬十三如此评论这位老友。虽然薄三郎一直觉得这句话有待修正，“还是希望回归到医生的本职专业上去。”不过，作为科普专栏写手的薄三郎知名度远远盖过麻醉医生薄禄龙，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薄三郎对写作的爱好，可以追溯到他的高中岁月。当时这个化学好得出奇的男孩是年级公认的理科学霸，但私底下，理工男的外表下却躁动着一颗痴迷文学创作的心。“高中的时候，总想写点带有文学色彩的散文。但写得不好，很难把握。不过老师还是很欣赏我的作文，有时还会让我在全班面前读一下。”回想起老师的赞赏，薄三郎脸上有些掩藏不住的小得意。　　同样是半个医生出身的冯唐曾公开打趣，“内心肿胀就得靠文字来消肿。”他的说法放在薄三郎身上很适用。进入第二军医大学之后，薄三郎就蠢蠢欲动，他尝试向《文汇报》、《上海星期三》等媒体大规模投稿，并发表一些短文。　　关于写作，薄三郎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我想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无论再努力、再观察、再体会，还是难有进步。”于是，他开始转向散文、评论性文章。经过一番摸索，他发现写科普文章才是自己的强项。“我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其次经过以前的积累，写科普是个很好的选择。”　　2008年，薄三郎开始集中精力写作，创作激情攀上顶峰。在当年那场国内奶制品污染风波中，薄三郎写了一篇《三聚氰胺身世调查》的科普说明文，至今仍可在许多中考语文阅读训练教材中读到。　　2008年4月，薄三郎加入姬十三创办的科学松鼠会，成为第一批科普作家。姬十三至今已不太记得二人是如何神交的，“我知道这些年薄三郎从未停过写作训练，除了科普，他涉猎的文章类型很广，而且他的文笔在理科生里算很出色的。”在姬十三看来，薄三郎是一个很自律的作者，他从不拖稿，错别字极少。　　其实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薄三郎是上海医生里爱读书的典型代表。看书对他来说，就是“阅读使我自己成为自己”。采访时记者瞥了一眼他的书架，社科、历史评论、小说、哲学各种类型都有薄三郎说，他的读书节奏几乎是狼吞虎咽，他每年可以消化掉近百本书籍。　　2010年，薄三郎赴美国圣路易斯城进修一年，译著书籍《植物探险家》，同时将一年的经历感悟集结成书《三郎，你在美国都干了些什么》。而其后，他又出版了畅销科普书《健康流言终结者》，教普通人如何识别健康流言，答疑解惑。如今他的微信公众号颇受欢迎，新浪博客访问量累计超过32万人次。他把个人的网络平台经营得风生水起，“这其实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全凭你自己的设计和掌控，看最后能做出怎样的产品。”　　2010年，薄三郎赴美国圣路易斯城进修一年，译著书籍《植物探险家》，同时将一年的经历感悟集结成书《三郎，你在美国都干了些什么》　　薄三郎说，写作是他最基本的需求。以科学松鼠会为例，目前薄三郎每月为其写三四篇科普文章，主要针对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此外，他还每月为报刊撰写1~2篇针对家庭主妇的育儿专栏文章。生活里，他还坚持文字记录，每天把发生的事情白描式地敲进电脑。“算是一种记录，也许过几年翻出来看看，发现此前的生活状态，其实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最近，薄三郎正在筹划新书，以大医院中的小医生的视角，总结他从医这些年的观察和体会。“就像有人下了班打麻将，有人打羽毛球一样，写作就是我生活的必需品。”薄三郎如此总结，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原标题：薄禄龙：麻醉医生的文艺青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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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嘱”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医生根据病情和治疗的需要对病人在饮食、用药、化验等方面的嘱咐”。但是，对于医生的话，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及家属并不“感冒”。医生，您知道患者为何不听您“讲话”吗？惨痛教训：不听医嘱，45岁患者失明又截肢双眼失明，右腿截肢……对45岁的赵先生来说，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用“无法自理”来描述了。“当初没听医生的话”是导致他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六年前，家住河北省石家庄桥西区的赵先生是一名忙碌的生意人。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他外出应酬格外频繁，整天都是大鱼大肉，喝起酒来更是没有节制。也是仗着自己年轻，对于家人和亲戚朋友的劝说，他也不怎么在意。直到有一天，赵先生感觉四肢乏力，恶心呕吐，身体明显消瘦，才在家人的劝说下来到河北医大一院。在这儿，通过检查发现，导致其上述症状的主要原因是糖尿病。那一年，赵先生39岁。“糖尿病，需住院接受一段时间规范化的治疗。”面对医院内分泌专家周慧敏的建议，赵先生及其家人并没有采纳。赵先生认为，当时，他的生意是那么忙，那么火，根本就没有时间接受治疗，“再说糖尿病也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输几次液就好了”。“糖尿病如果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旦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如此，周慧敏还是对赵先生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怎奈，仗着自己年轻，以生意忙为借口的赵先生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医生开的药，不吃；医生要求住院，不住；医生要求输液，不输。赵先生说，他只是在感觉到身体不适时，才会到医院输几天液。只要症状一减轻，他就会停止治疗。在经过了时断时续的五年治疗后，赵先生的身体状况越发下降：四肢乏力、恶心呕吐、血糖和血压高得惊人。更让人担心的是，他的身体开始出现浮肿。医生通过检查发现，赵先生的肾脏出了问题，只是问题不是很严重。不过，这一切依旧没有引起赵先生的足够重视。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他依旧熬夜，依旧大吃大喝，依旧生活没规律。面对赵先生的这些行为，周慧敏无奈之余更多的是着急。“肾脏一旦出了问题，是很难治疗的。你有时间吃饭，有时间喝酒，就是没有时间看病。再这样下去，更多并发症出现，你的身体状况就会更加糟糕。”面对周慧敏的劝说，赵先生依旧我行我素。去年9月份，让周慧敏担心的事情出现了：赵先生眼睛看不清东西了，由于脚疼走路也越发吃力起来，四肢肿胀也更加严重了。“尽管我们进行了全力救治，可患者的眼睛还是失明了。”周慧敏说：“患者的病情此时比较重，出现了肾脏衰竭，心肌梗死等系列症状，再加上腿上的伤口不能愈合，不得不截去了一条腿。”在截肢的那一天，赵先生万分地后悔：“如果当初听了医生的话，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他听了医生的话，能及时地接受治疗，能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周慧敏备感惋惜地说，这场悲剧原本是可避免的！可惜，没有如果！患者调查：医生的话，“听”还是“不听”围绕着“医嘱”，有记者连日来相继对省会各大医院的住院及门诊50位患者及家属进行了拦截采访。问题一：“医生的话，究竟是听还是不听？”面对这个问题，受访的50位患者及家属中，选择“听”的为27人，选择“听一些”的有11人，选择“不听”的有12人。问题二：“你为什么听或不听医生的话？”选择“听”的受访者王先生说：“医生的话，必须无条件听，无条件执行，毕竟健康是自己的头等大事儿，容不得掺半点水分。”选择“听一些”的受访者李女士说：“医生的话可以听，但不能一味地全听，也不能全信，毕竟自己还年轻，对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对于健康没必要太在意，太过于关注。”李女士同时表示：“之所以不能全信医生的话，缘于个别医生靠忽悠或吓唬来吸引患者，取得患者的信任。医生说的大方向、大的治疗方案可以听，但仅仅是可供参考，可以多问几个医生，并从中选择自己认为合理，能接受的治疗方案。”而选择“不听”的受访者孔先生则认为：“在医院，我最不愿意听医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听我的后果自负’，想想这句话多么可怕。现在，在一些病人身上，我认为或多或少地存在过度医疗，一些医生难免夸大患者的病情，进而取得较大的利益。”问题三：“怎么样才会听医生的话？”对于这个问题，孔先生认为：“医院及医院管理部门应对医生加强医德和责任心的培训，医院不要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医生同样如此，应将医德视为生命，将病人放在第一位置，尊重病人，进而让病人花最少的钱看好病。只有这样，病人才会听医生的话。”孔先生的话代表了多数“不听”患者的心声。“医嘱”执行为何这么难？除了不信任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让“医嘱”执行难呢？通过调查不难发现，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患者重视程度不够。这一点对正处于恢复期的患者最为常见。不少慢性病患者症状一减轻就认为自己好了，不愿吃药，或者擅自减半用药量，等症状“杀回来”才再次求助医生。还有的人药吃完了不及时去医院拿。以高血压为例，这样做会导致血压出现升高—降低—升高的不稳定情况，甚至“反跳”至用药前水平，进而引起心、脑、肾发生严重的并发症。随着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年轻化，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但不少人以工作忙、不能请假等理由拒绝定期复诊，让医生很无奈。首先，一些指标长期不正常会严重损害健康，比如尿酸高的患者如果不定期复查，长期可引起机体组织和器官损伤；而血压长期偏高，可能造成血脂、血管等方面变化。其次，“是药三分毒”，不少药物（如风湿免疫科常用的来氟米特等）会对肝肾功能造成危害，需遵医嘱定期查肝功、血象。只有按医生指导定期到医院复查，才能监控病情变化。其次则是对治疗失去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有一些患者由于见效慢或收效甚微，进而对治疗没了信心。久病患者经过各种治疗，对治愈疾病失去信心，不愿治疗，有的甚至采取消极态度。“医生，给我开个特效药，吃了赶紧好，别耽误工作啊！”还有不少患者看病时，拿来一沓子小报或宣传材料，问医生广告里的“神药”是否有效。这些患者忽略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科学性。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感觉不舒服，但化验检查指标都没问题，也达不到药物治疗标准，仍希望医生给他开药，否则就觉得医生做得不称职。再有就是缺乏沟通。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存在障碍，进而让患者对“医嘱”失去信心。有些病人短期内曾做过某项检查，如果再做，就会很排斥，担心医院趁机敛财。事实上，很多检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数据指标的改变为医生确诊提供重要信息。因此，病人要给予医生基本的信任。医生也要有基本的医德，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诚恳解释。加强沟通与交流 战胜共同的敌人医生和患者就像鱼和水的关系，没有谁缺得了谁。如果双方能更多地沟通和理解，医有医德，患者也遵循患者之德，和谐的医患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对医生的不信任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病人对诊疗方式不理解，由于许多病情都是常规病情，并非疑难杂症，医生有时一眼就能看出病情的严重程度，因此诊断时间较短，且往往对病情解释较少，病人就会觉得医生不够重视。病人就诊前长达几小时的等候，与几分钟的就诊时间相比，形成极大的反差。如此“被敷衍、被打发”的直观感觉造成了对医生诊断的信任缺失。患者及其家属应对医生给予充分信任，尤其是患者家属应对患者多点关心和提醒。对于医生而言，在治疗前应与病人进行充分的沟通，交待治疗的目的、方式、必要性等等，尽可能地赢得患者的信任。医患是一对高度依赖的合作关系，共同的敌人是疾病。若存在患者不配合医生进行诊治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鉴于此，医患双方应加强沟通与交流，信任是医嘱被执行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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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小保芳的上司笹井芳树的自杀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哗然，众多专家纷纷感叹，医学科研界又少了一位科学家。究其自杀原因，学术论文遭受怀疑，重复结果的失败，无疑让这位科学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进而抑郁，最终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感慨笹井芳树的离世的同时，也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关于医学研究中学术造假的思考。近年来，日本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学术不端行为，这种行为无疑让国际学术界对日本的认可度产生一定的怀疑。学术不端，这些年出现在很多地方，日本有，韩国有，中国（含台湾地区）有，美国也有。作为学术界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学术不端东窗事发，结果会很惨。在国外，绝大部分教授都会被开除。但是，面对如此严重后果，为什么还会有人冒着巨大的风险选择这种行为呢？究其原因，其实短短的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急功近利。然而，在这四个字的背后，是科研人员所遭受的巨大压力。科研，本来就是一个创新式的研究方式，要将本来没有的、本来不明确的、本来无法证明的，通过科研实验的方式得到正确的结果。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科研实验，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有的实验要求实验人员的精细，有的实验耗时太长，有的实验在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可抗力的因素，而不得不叫停，有的实验进行到一半，已经有别的研究所将同样的试验研究出来，等等。可以说，大部分创新式的科研实验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而一旦试验成功，基本上就会奠定实验设计人员在行业内的身份和地位。因此，有一些人就会为了这样的“功利”，在久久得不到成果的情况下，会萌生学术不端的想法。在我国，科研人员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从事医学专业的人员自然就很多，专业压力本来就很大，要想在科研上做出一些成绩，压力可想而知。就拿一个临床医生来说，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发表或者被接受一篇学术论文，博士研究生必须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这都是硬性规定，如果没有达到基本要求，连提交论文的资格都没有。从讲师晋升副教授，需要3篇以上EI、SCI论文。副教授晋升教授需要3至10篇SCI论文。而如果想申请科研经费，没有论文是肯定不行的。然而，要消除这些压力是很困难的。医学本来就是一个严谨至极的学科，如果为了减缓压力而放松标准，反而不利于中国医学的进步。所以，学术不端行为，压力本身并不能作为一个本因，只能是诱因。医学科研环境的纯净，杜绝不良之风，让每一个从事科研的人员都有一颗沉静的心，才是防止学术不端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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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沟通要做到恰到好处，就要把握一个“度”字。它好比是汽车的方向盘，过于倾斜，则会越界驶入旁途。医生行医常常徘徊于医学之理性与临床之感性之间，过于向右则易坠入庸医或游医之列，而过于向左则可能被医疗纠纷缠身。那么，医生该如何去把握这个“度”？如今医患纠纷频繁发生，究其原因或许有许多方面，但是其中有一点与医患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作为人际沟通的医患这两个群体，在交流过程中，难免夹杂着情感的因素，当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失衡时，容易激发医患矛盾。一般情况下，患者会因为身体患病影响到心理，导致感性思维较多、理性思维较少。在医患沟通中，他们更容易遵从自己的心愿，一旦心愿未达到，便“据理力争”，搞不好就会越界，或酿成悲剧。在这个时候，医生的思维就变的极为重要，如何利用自己的正确思维把患者“脱缰”的思维拉回正道，是医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傅晓英总结自己从医36年来的经验认为，医生在临床过程中，应当坚持应当坚守的常理，妥协可以通融的规定，提供应有的同感，拒绝功利性滥情。医生如何将理性与感性很好地融合于临床之中？举例来说，在病人要求医生开药的时候，医生不能因为省事，或者照顾病人的心情而感情用事，只开药而忽略检查和诊断；或者因为病人是熟人，不好意思，问诊时遗漏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或者自认为医术高明，经验颇丰，仅凭自我经验和感觉诊断。这些过于感性的行为，有的是受患者的影响所致，有的是源于医生自身的积淀。无论如何，带着这样的思维跟病人交流是大忌。为了减少差误，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医生有时不能感情用事，而要将理性做到位。另一方面，医生在与患者的沟通中，不妨视患者为至亲，更多地感知或同情病人的感受，而不应过多地苛责病人。毕竟谁都有生病的时候，医生稍微理解一下病人，可能会减少一些患者非理性的怨气。但是，医生的责任主要是治病救人，过度强调让医生提供温情服务，会使病人忽视医学本身的科学价值。恰当的做法可能是：提供医学宣教服务，引导病人掌握防病常识，及时发现身体不适，找到恰当的专科就诊，理解并遵从医嘱，理性面对疾病本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性盲区，医患双方趋于知性方能双赢。医患双方如果都主动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知性一些，医患沟通就会朝着融洽的方向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