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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在经历医疗纠纷吗？你曾遇到过医疗纠纷吗？你觉得以后可能遇到医疗纠纷吗？要想确保在医疗纠纷中对自己有利，那么医生在日常工作中一定要谨记以下30条事项：1、门诊的诊断须谨慎，尽量全面但模糊，留回旋余地，如“黄疸原因待查”等。2、住院部收治后再次详细问诊及查体，莫以门诊为准，门诊诊断仅作参考。3、部分患者（车祸，暴力伤，医保，社保等须由第三家负医疗费用）的病例禁止学生书写，而且治疗要有根有据、有理有节。 4、扩展入院常规检查，以免部分入院时即存在的疾病因未查出而导致患者认为“住院期间因医疗错误所至”。必要的检查应多做，尽量让病人做决定。凡患者拒绝之检查须于病程记录描述并由患者或其家属签字加带“后果自负”。 5、勿向患者及家属过多解释病情，告知其病名及严重即可。 6、详细而且有选择的记录患者及家属的于病情治疗不利的要求及行为，部分要求其签字。 7、按治疗的要求书写病案，而不是按实际情况书写。如感染创口至少每日换药，其余可按其是几级手术，几级愈合分别对待，病案须如此记载，但实际你根本忘记了换药是另一回事。8、每次的检查及治疗都要上医嘱（搭车开给自己的检查及药除外），患者未行或拒绝的勿忘记入病程记录并于医嘱停止执行。9、自己管好自己的病人，禁止他人管理，别帮熟人的忙，你和他熟但患者也是和他熟，不是和你熟。永远不要收“红包”，收了你就是他“乖孙子”了。记住病人不是父母，也不是朋友，因为他们不会把你推上被告席。病人是会把你推上被告席上的人，所以要时时刻刻记住病人就是明天会把你推上被告席上的原告，那末，你就能以最大限度来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10、上级医师的指示一定照做，切记将其分析及医嘱纳入当天的病程记录。这是为推卸责任而采取的弃帅保车法。 11、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领导身上，但记得自己搞不定的一定要请示上级，不要逞强。 12、碰到危重病人，掌握以下步骤，有百利无一害：第一氧气，第二盐水，第三想上级。 13、该下病危下病危，该下病重下病重，然后让家属签字，若他死了，你有已通知家属的证据，若他侥幸活了，你更不会有事。但死亡通知你不要乱签，涉及到一些善后处理的法律知识。 14、全面书写手术通知单，并详细向患者家属解释，把他吓着了不敢签字，你宁肯不做了。 15、若手术是你主刀，就自己写手术记录。若你是一助，照实记录并交由主刀大夫过目，他不同意就让他批改后重抄后让他签字。 16、出现他科问题则请有关科室会诊并要求会诊大夫留详细会诊记录并照行之，切勿班门弄斧。17、妥善保留各种检查单及会诊单以免其他（本科或外科）大夫改写。18、不必相信下级医疗单位的检查单及诊断治疗方案。19、诊断证明一定要与病案一字不差。 20、出院时填写治疗效果须谨慎，例子太多，不胜枚举，勤问上级大夫。21、 “出院医嘱”宁多勿少。该写的一定要写，出院后此患者执行不执行是他的事。22、不管怎样的病历上都记得要写上“不适随诊”这句话（包括会诊），万一病人离开医院后病情恶化你就有退路。 23、对身上暂时无钱的、或者如外地打工真的无钱的，要一视同仁，给他基本的药物和检查，宁可教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欠费有医院扛大头，对病人“欠治”也许就是我们“欠揍”，犯不着。24、遇有要对你动粗的不良之徒，如果你觉得占不了上风，不要动手，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 25、如果在冲突中吃了亏，不要怕把事情闹大，要舍得花精力、财力，让对方见着你就害怕。 26、全科同事要团结，遇事一致对外，脸皮要厚。要像法庭上的律师一般，敢于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豆腐说成是麦子做的。27、注意结交一些在社会上叫得响的“朋友”，他们能随时为你撑腰。 28、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要不作为！29、提高诊治水平、严格遵守诊疗常规和良好的服务态度是自我保护的最佳途径。 30、留一个自己的病案周记，免的病人告你时你都想不起来他是谁。如果你确保做到了这30条，你基本就和纠纷无缘了！（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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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医家道德主义条例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前，中国全国性的医师组织就是中国博医会（1886年在上海成立，1932年与中华医学会合并）。博医会在规范医师道德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民国初期，博医会组织翻译印发了美国医师道德规范《美医家道德主义条例》的小册子，向中国的行医者进行推介。《美医家道德主义条例》内容朴实，对于医生与患者、医者之间、医生与社会等伦理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下面摘录一些。保护患者隐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小册子中提醒医生们有要注意特殊情况：“其行医时，若因得病者信赖，而告以己身或其家内之事，或病者显有性情不正，以及他类丑恶之现象，若非为保护大众起见，决不可向他人宣言。虽然如此，而有时另有一类宜尽之责任。如行医时知某人又传染病，将染及未曾受染之人（如患梅毒者将要娶妻之类），医士所宜行者，应如自家之人”。遇到重症患者，该如何交流呢？“如见病者显危险病状，宜向病者或其家属言明，但不宜言之太过，又不宜言之不及”。如果遇到难以救治的病例时，又该如何呢？“若医士业已视明为不治之症，不宜因此而辞，并不可即云不能再至，必先为病者留有延请他医之地步，方可推脱”。医不自医，是很有些道理的，给自己或家人治病时，判断力很容易出问题，干脆找其他医生帮忙吧：“若医家疗治自家或自身之病症，不为甚妙。因多有自行疗治，而所用药与法，常不合宜者”；“医者患病，或其家属患病，可自择临近之医士，与之疗治”。有时，看病就免费吧：“如医士治贫苦之病者，或治同道人与其家属，俱不宜索讨马资”。医师信条十讲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医师公会在宋国宾带领下制定了《上海医师公会医师信条》。宋国宾是民国上海医界的大牛，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20年，他考取公费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巴斯德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母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他在医务界享有很高声望，先后被选为上海医师公会主席、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主席、体仁医院董事长。他拟订了《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宣誓》，之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著作《医业伦理学》。《上海医师公会医师信条》的主要内容为：一、“不为夸大广告、不营非义之财”；二、“不无故拒绝应诊、不歧视贫苦阶级”；三、“不非法堕胎、不滥施手术、不使用秘方”；四、“不徇私情发给不正确之医事证书”；五、“不作非道义之竞争、不毁谤同道”；六、“应保守病家秘密”；七、“应加入所在地之医师公会，遇有纠纷应报告公会处理”；八、“应辅助贫苦病人”；九、“应协助卫生机关报告传染病之流行及指导民众以消毒隔离诸法”；十、“应参加非常时期之救护工作”。当年，宋国宾根据《上海医师公会医师信条》，开设了伦理课程，并创作了《医师信条歌》。后来他将课程演讲内容整理成册，是为《医师信条十讲》。因为宋国宾有着深厚的伦理学研究功底，所以他关于医师道德的演讲中亮点极多。让我感触最深的内容是，他谈及医师停止诊病工作的正当理由时，列举的第一条就是“医生自己患病”。他说：“枵腹从公（饿着肚子办公），已为一般人所不肯做，何况带病服务呢？而且诊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的精神不够，当然不能尽诊察的责任。同时，因为人治病而加重自己的病，不是无益于病人而有损于自己吗?如果患的是传染病，那格外于病人有危险了。故有病时期，无论门诊出诊，均需停止。”由此想到，很多年来，国内大肆宣传的“带病开刀或坐诊”、“隐瞒自己病情坚持工作”、“不顾生病的家人而给别人看病”等诸多“先进典型”，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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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保险公司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喜欢选择被治疗。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发泄：“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10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病人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家属们往往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的话也只能心不在焉地听着。在这种时候，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上文提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CPR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但事实上，它可谓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了CPR术而后送到急诊室来的病人。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健康的、没有任何心脏疾病的男性是最后走着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CPR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知识的不足、错误的期待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医生们也是。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当需要处理涉及到“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我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去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是不是该更强势一些呢?有时候，即使病人已转去别处，我依旧不能停止责备自己。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手术及之后所有治疗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　　从这类故事里想挑出医生或病患的错并不是件难事。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一些医生用“有治疗，就能赚钱”的思路去做一切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然而，即使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个系统仍然能够使人身陷囹圄。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78岁，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15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接受仰赖机器的生命支持治疗。然而，在某个周六，杰克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妻子当时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将他插了管，转入ICU监护室。这简直是杰克的噩梦。当我匆匆赶到医院并接手了杰克的治疗后，我拿出杰克的病历本和他的私人意愿，经过和他的妻子以及医院相关部门的谈话后，拔掉了他的生命支持，随即坐在他的身边。两小时后，他安然地走了。　　尽管杰克的意愿有正式文件为据，他也没能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死去。这个系统还是进行了干预。事后我发现，当时的一名在场护士曾将我拔管的行为以“涉嫌谋杀”上报给监管机构。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过程的每一步都有理可循。杰克生前留下的大量文件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然而，面对法律机构的质疑是每一位医生都不想面对的事。我本完全可以忽视杰克的私人意愿，将他留在ICU里苟延残喘，以挺过那最后的几周时间。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么做来多赚点诊疗费，让保险公司多付近50万美元的账单。难怪那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过度治疗。　　不过，医生们仍旧不对自己过度治疗。因为这种治疗的结局他们见得太多。几乎所有人都能呆在家里宁静地离去，伴随的疼痛也可以被更好地缓解。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当我前阵子在广播里听到著名记者Tom Wicker“在亲人的陪伴中，安详地去世了”的消息时，不禁愣了一下。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样的消息已经越来越多了。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因出生在家里，由火炬照明而得名)发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见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他昏睡了三天，最后安静地走了。这8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至于我，已经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了我的意愿。放弃抢救，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都不。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而将安详地睡去，就像我的导师查理，我的哥哥大炬一样;就像我的那些做了同样选择的同事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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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沟通不畅”，是现在患者投诉医生的主要原因，甚至超过了八成。但是，到底什么叫“沟通不畅”呢？医生应该怎样与患者沟通才叫顺畅？很多医生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也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党支部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医患沟通技能“模拟考试”。医生扮演病人，考同事的应变沟通能力。在这场考试中，考官主要模拟了三种场景：场景一：病人早上六点到医院排队挂号，候诊三小时，看病时间却只有五分钟。病人拍案怒斥医生。该如何平息病人的怒火？场景二：烦躁焦虑的病人自诉“鼻塞”，但查不出病变。面对病人“给我做手术”的执着要求，该如何向他解释，拒绝不合理要求？场景三：情绪抑郁的病人被查出患有喉癌。医生如何得体地把病情告诉他，减少对他的刺激？之所以选择这三种情形，是因为在临床治疗和门诊过程中，这三种场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在面对这样的难题时，接受“考核”的医生所选择的解决方法，暴露了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有的医生为了让患者理解自己，会在问诊之前就提出“行医难”的问题，这回让本来就抑郁或者心情不佳的患者更加窝火，一上来就失去了对医生的信任和治愈的信心，如此负能量的影响，会让一点点小情绪就成为医患关系恶化的导火索。而有的医生会为了节省时间，会非常“简单粗暴”的给病人解释病情。比如在面对“得了这病，我会死吗”的询问时，有的医生直愣愣地回答：“每个人都会死。”结果一句话便令“病人”无语沮丧。这样的情况就是医生没有考虑患者的思想状态和心理情况。而善于沟通的医生，首先会为患者考虑。他们会表示同情和理解病人的遭遇。通过温柔的语言和简单的病情解释，以及平和的安慰来平息病人的怒火，还会告诉病人如何提高候诊效率，例如“挂号后先去吃饭，估计差不多时再候诊”等等。这样的“考核”，虽然对医生的医术提高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对于减少投诉，顺利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医生知道了被投诉的原因，以后就会更好改良，从而提高患者对疗效的评价。(环球医学编辑：余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