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356
11:31
“六一”儿童节前夕,一则《河南无手男童获赠3D打印机械手义肢》的新闻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5月28日,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利用3D打印技术,为河南信阳的6岁断掌男孩制作了一只滑索义肢。这个造型酷炫的“机械手”能拿水杯喝水、握自行车把手,且成本仅600元,不到传统义肢造价的十分之一。河南无手男童获赠3D打印机械手义肢 武汉当地媒体报道中,将这款“机械手”称为“全国首个3D打印可活动义肢”。但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广东的骨科医生徐贵升就为当地一名断手儿童制作过类似的产品。3月尾广州电视台,5月初广东的羊城晚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对这个假肢做过报道。如今,这位医生已成立团队,聚集了医学、机械设计、电脑程序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一起探索3D打印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 目前,无论在武汉还是广东的案例中,3D打印的假肢都仍较为简单粗糙,但其成本低廉和可定制化生产的优势已经显露无疑。在徐贵升看来,纵然还有法律法规、技术研发上的许多难题,但他坚信3D打印假肢市场的前景。“这种新兴制造技术对降低医疗成本、推动医疗技术革新很有帮助。” 创新骨科医生遇上3D打印 近年来,3D打印技术应用风潮在美国兴起之后,快速席卷全球。在专业的医疗领域,3D打印技术的新应用也是层出不穷,仅在骨科应用上,用3D打印人体的骨骼模型、人工关节都已有先例。 在国内,也有不少人尝试在医疗领域引入3D打印技术,徐贵升便是这样一位尝鲜者。2002年,徐贵升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广东一家医院做骨科医生。但对于这位自称“想法比较多”的年轻人而言,按部就班熬资历的传统医生职业路径似乎总缺了点什么。 在繁重的医生工作之外,徐贵升曾经参与创办了一个问诊网站,为患者提供线上医生问诊服务。不过,随着一波模式类似的医疗应用软件迅速崛起,徐贵升发现这个领域给自己这样的个体创新者空间已经不太大。但很快,3D打印技术让他发现了另一个创新方向。 那是2012年9月,广东一名5岁小男孩不慎被绞肉机绞伤右手,由于伤情严重,手术没能挽救男童的右手。徐贵升正好参与了这场手术。术后,他一直在给小男孩做后续治疗和随诊,关注着小男孩的术后恢复与成长。他发现小男孩家里资金有限,无法负担昂贵的传统假肢,但身体残疾使得孩子的性格愈发内向。 “传统假肢,尤其是上肢产品高度分化——要么是徒具外形,不能动只有装饰作用的,只需要几十元;要么是能做出基本动作,但是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肌电假肢。”徐贵升介绍说。 在一次和国外同行的交流中,徐贵升了解到国外使用3D打印技术制作假肢的案例。这种假肢能够帮助没有手指的人恢复抓握功能,而成本仅仅是传统假肢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最快甚至只需要12个小时便完成制作。 “武汉这个案例是我研究生导师的师弟做的。”徐贵升说,河南男孩还保留半个手掌,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用国外现成的开源程序设计了3D打印假肢。但广东这位男孩的整个手腕关节都已经没了,因此给他的假肢只能重新设计。 经过反复设计和试用,徐贵升成功地为小男孩制作了一个为他量身定制的3D假肢。他联合机械设计等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通过收集小孩腕关节缺失部分的信息数据,用电脑设计出假肢的三维模型,再使用3D打印各个部件。将各个部件组装后,一个“私人定制”版的假肢便完成了。 借助假肢,小男孩右手的一些基本功能得以恢复,不仅能够抓握一定重量的软硬物,目前已能控制自行车把手,驾驶自行车。而因为3D打印技术制作假肢的成本更为低廉,未来随着小男孩身体成长所需更换新假肢的费用,也大大降低了。 如今,徐贵升和几位具有机械设计、软件开发专业背景的合伙人成立了创新团队,专门运用3D打印技术为患者设计和制造与其体型、功能相适应的定制化假肢。广东断手男孩在3D打印假肢辅助下骑单车 新技术或带来“医学革命” “一场由3D打印引起的医学革命已然开始,相比于工业更迷恋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状态,医学界对于3D打印技术有着一种先天的亲切。”上海交通大学数字医学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王成焘教授这样描述3D打印技术与医疗领域的关系。 与普通打印机工作原理基本相同,3D打印机在快速成型装置内装有液体或粉末等“打印材料”,利用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数据模型控制把“打印材料”一层层叠加起来,最终把计算机上的蓝图变成实物。 无论国内外,3D打印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都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不过,受到材料和技术限制,目前国内更多被报道的案例还停留在运用3D打印技术制造体外医疗器械。 我们之前主要做的就是用3D打印制作人体骨骼模型,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做手术前的方案准备。”徐贵升说,现在美国30%的骨科手术都已经运用了3D打印技术,中国也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案例,这都让团队对3d打印在医疗的应用充满期待。 而在3D打印假肢上,徐贵升准备作为公益项目来做,此前广东男孩的3D打印假肢就是免费做的。他透露,眼下正在和一些公益基金会商谈,由其出钱解决成本,给低收入的残障人士免费提供3D打印假肢。 据著名市场研究机构LuxR esearch预测,随着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被迅速采用,预测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1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百亿。 “在医疗领域应用3D打印技术的市场空间很大。”徐贵升说,目前他的团队已经有6位全职人员,而医学各个专科方向都有兼职成员。“我们最近在3D打印医疗领域又申请了几个专利,假肢只是应用领域之一,并不需要靠这个赚钱。” 3D假肢仍待法规政策认可 相比眼下火爆的商业实践热情与技术进步速度,相关法律法规虽然也在不断完善,却还是多少显得慢了些。以假肢制作这个细分领域为例,现有的法规历经修改,依然是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和标准来设定行业准入门槛,将徐贵升这样的创新者挡在了市场竞争的大门之外。 2005年,民政部以第29号令形式发布《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办法》,其中对专业人士和场地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如拥有制作师执业资格证书人员不少于1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装配工不少于2人;具有独立制作室等且使用面积不少于115平方米。 2015年,在国家简政放权的背景下,民政部将“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由工商登记前置审批调整为后置审批,并资格认定权限下放到地市级民政部门。这一变化,使得相关企业可以无需审查先行办理工商登记,但如果要开展业务,依然需要获得民政部门的资格认定,获批条件也依然是2005年的《认定办法》。 “按照最新法规,我们这样的团队还是没法做假肢的,因为3D打印技术的生产方式与传统方式完全不同。”徐贵升感慨道。而相比假肢这类不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康复辅助器具类医疗器械”,需要植入人体的器官或组织都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在审批上更为严格。目前,我国尚未批准过3D打印的第三类医疗器械上市。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研究员王春仁曾表示,3D打印医用材料由于和传统材料不同,材料的内部结构和力学性能也不同,因此,现行标准并不适用于这类材料,需要进行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标准。由于3D打印医疗器械综合了从临床诊断到材料加工及手术治疗的整个过程,如何安全有效地跟踪并监管全过程也需要相关部门进行调整适应。 第三方点评 3D打印假肢很快会得到推广 南沙3D打印研究院院长许小曙 3D打印在整个医疗领域的应用是有广阔前途的,但有些应用比如植入体,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审查才能得到批准。像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审批难度要低很多。若是作为临时医疗辅助的康复器械使用,比如腿摔伤了,只使用器具一两星期或是一两个月,政策上要更宽松一些。 其实在康复阶段,不同时期是需要不同的器具的,也应该根据病人的恢复情况逐步修正调整。这样的康复器具可以帮助缩短手术后的康复过程,提升康复效果。但以前不可能低成本生产出来这种个性化的产品。有了3D打印后,可以个性化地设计定制康复器具,帮助病人更快更好地康复。 现在假肢的应用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美国就有专门的生产3D打印假肢的公司。中国目前只做了前期工作,还在初步探索阶段,并未大规模推广。但我相信凭借个性化定制、低成本制造等优势,3D打印假肢未来很快将得到推广。 3D打印现在很热门,是制造业的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将来发展到什么地步,能够取代传统制造业的多大比例,这是有争论的。3D打印带来的“小批量个性化”生产方式是有生命力的。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个性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消费者对个性化定制的需求越来越强烈,3D打印也会有更多的市场。
-
121180
17:28
中国医师协会5月27日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2014年的调查中,65.9%的被调查医师对自己的收入不满,很多医师认为提高医师合法收入对治理红包、回扣以及缓解医患关系紧张都能起到积极作用。(5月27日《中国新闻网》) 诚然,发生在医院中的红包与回扣乱象备受舆论诟病,但应该看到,并非所有医生都有“灰色收入”。“超六成医生不满收入”并非矫情,而是折射出医疗体制的深层次问题。 医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本科医学生需要读5年,博士医学生需要读8年,除了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外,毕业后还需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名合格的医生培养出来,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同时,医生工作强度高,压力大,白天黑夜连轴转成为常态,不能出丝毫差错,这种身心付出也需要相应的物质回报。按照国际惯例,医生属于收入最高的行业之一,平均工资应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倍到6倍,但在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19倍。 医生付出缺乏合理回报,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方面,影响医生的职业忠诚度,少数医生通过红包、回扣、过度医疗等“堤外损失堤内部补”,从而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激发了医患矛盾。另一方面,制约了医学人才队伍的培养。目前的不争事实是,学生报考医学院的热情下降,优秀学生不愿学医、从医,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学医。还有的医学生埋头苦读几年医学,毕业后却找了专业不对口的工作,目前我国每年培养的医学毕业生都在60万人以上,最终穿上白大褂的只有约六分之一,高昂的培养成本被白白浪费。 近来不少专家学者在探讨“高薪养医”,当然,高薪绝非简单地一涨了之,而应通过理顺医药价格,挤掉药品、设备和耗材等费用水分,还原医疗技术服务价值,使“以技养医”取代“以药养医”。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和绩效考评制度,让收入与医生的劳动价值、服务意识成正比。
-
121179
17:20
27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称,2014年的调查显示,近七成医务人员不希望子女从医,中国医师对执业环境不满意进而影响到职业成就感的评价。工作量大,医疗纠纷多,患者的期望值太高,伤医事件频发……这些成医生压力的主要来源。 这份白皮书由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白皮书的研究结论基于中国医师协会于2009年、2011年、2014年的三次调研。调研采取发放调查问卷与当面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共在北京、浙江、福建、广西、山西、湖南、吉林、山东、河南、广东、海南、云南、甘肃等地发放《医师执业状况调查问卷》12683份,回收有效问卷9524份。 调查显示,中国医师认为执业环境较差,医师对执业环境满意度不高。三次调查结果显示,医师希望子女从医的比例均不高。 具体来看,三年的调查中,不希望子女从医的被调查者均占六成以上,在2014年的调研中,医师希望和非常希望自己的子女从医的仅占15.69%,而不希望和绝不希望的占67.74%,无所谓的占14.7%。 基于医务人员对于自己执业环境的不满,这份调查还专门分析研究了中国医务人员的压力来源。从2014年的调研结果来看,医师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量特别大占76.50%,医疗纠纷多占71.76%,患者的期望值太高占72.71%,伤医事件频发占69.60%,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占29.11%。 白皮书称,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中国医师工作的压力主要不是来源于行业本身的竞争,而是来源于医疗行为产生的工作量大、医疗纠纷多、患者过高的期望以及伤医事件频发。 就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来看,白皮书称,中国的标准工时为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在2014年调研中,52.72%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40~60小时,32.69%的医师在60小时以上。 对于医生的身体状况,在2014年的调研中,仅有7.26%的医师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好,22.82%的医师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好,55.32%的医师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一般,14.56%的医务人员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差。 此外,对于医生遇到的“医疗暴力”,2014年调研结果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4%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 白皮书进一步指出,医师不是万能的,治疗不是全能的。当出现不良医疗后果时,面对患方的责难,医师难以预料和掌控,让医师有较大的心理压力,这也是医师职业成就感不强的原因之一。
-
121141
09:51
在刚刚结束的第16届全国骨肿瘤年会,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华莹奇博士作了“骨肉瘤精准医学—机遇、挑战与实践”的发言,与全国同行交流了骨肉瘤精准医学方面的思考与初步探索。 因为发病率较低,骨肿瘤开展大规模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较困难,因此依靠循证医学证据来改变临床实践,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进展十分缓慢。 近年来,随着以基因测序为基础的生物医学发展迅速,尤其在肿瘤领域,许多肿瘤都发现了特定的驱动基因,或者与治疗效果相关的分子标记物。精准医学是肿瘤研究领域的热点,即利用基因测序、生物信息分析为前提,为每个患者量身定制最佳治疗方案,达到治疗效果最大化和副作用最小化,骨肉瘤的诊治,必须抓住这个契机,才有望实现疗效的突破。华莹奇博士
-
121128
14:56
小芳: 踌躇许久,终究还是鼓起勇气给你写了这封信。原本我很想给你寄封求婚信,可惜,现实让我寄了封分手信。 首先,不得不说,你真的是一个品德高尚、非常符合国家要求的人才。不计收入有多么的低,不管领导的对待有多么的不公,仍然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地工作。在民主思维日益普及、金钱至上的当代社会,能这么无视收入与付出的巨大不对称,而持之以恒地主动加班、敬业工作的,除了傻子,就只有品德高尚的纯粹的人了,你当然不属于前者。这一点对于我这种对公正耿耿于怀、对民主斤斤计较的人来说,真心佩服! 但是,我如今更需要的,是家庭的另一半,是可以照顾未来孩子的母亲。一想到以后(如果以后)我得早早先下班,拒绝同事的邀请,推托朋友的小聚,急急忙忙赶回家做饭,然后等着加班不知几点才能回家的夫人,如果再加个嗷嗷待哺的小孩——真心不寒而栗! 或许,你也很委屈,谁不想早点下班回到温暖的家,谁不想舒舒服服躺在家里看电视。但是,你的理由确实伟大,为了病人、为了救死扶伤,我确实在这神圣的理由面前猥琐自私一无是处,甚至不能表达出丝毫的不满。但是,要我当一个伟大天使背后被牺牲的伴侣,实在是办!不!到! 回顾我们交往这一年,三次看电影(天知道让你答应我一起看电影是多么困难的事!),你都半途而“跑”——说是回医院抢救病人去了,只留下我孤独一人独自呆在黑漆漆的影院里。十几次就餐,中途退席几次不记得了,只记得无论是优雅的音乐、浪漫的环境还是色香味俱全的美食,都不能阻止你句句不离医学,或是说病人病得可怕,或是说病情令人焦急,或是说组织器官与菜相似……天底下,能抵挡美食诱惑的,除了医生,就是和医生一起吃饭的人了。其他的事儿就不说了,比如逛街,呃,那是路过!不是逛街。 二十几年前,有句流行话叫“理解万岁”,很可惜,这话现在几无人提及,只因为,理解只在心中,现实却无比沉重。比如我,即便能理解你对社会的贡献,对工作的付出,但是要我长年惦念加班值班的你,留我一人独守空房,节日长假朋友们相约携家眷旅行我却宅家艳羡只因你无法请假,平日看到医闹的报道不禁胆战心惊……好吧,憧憬一下我以后的生活,就是:下得了厨房,当得起宅男,做得了好汉!估计是一种丰富多彩却孤独紧张的生活! 你是白衣天使,是温柔善良的仙女,我本渴望作那勤劳爱惜你的牛郎,只可惜繁重劳累、需要无穷无尽加班的工作俨然就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天河,甚至连欲作鹊桥搭连理的我妈他老人家都最终无功而返。但我只会咒骂这天河的霸道与不公,却丝毫不会对崇高的天使有任何的不敬思想。 你从事着崇高的职业,你有为医学奉献自身乃至家庭的高尚情怀,必定有无数人仰望你如仰望明月,但愿你今后张弛有度,则必能幸福如春日牡丹,且将我这自私狭隘之心,付之一笑。 如此,祝你开怀常伴,休息常有,工资常涨。并致 最敬仰的敬礼 黄金甲 2015年*月*日
-
121127
14:42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日前发布的《全国部分三甲医院门诊患者满意度监测项目报告(2014)》显示,36所医院的总体满意度均值为86.58,比2013年提升5.44%。在基本评价指标中,费用清晰度、医生态度、隐私保护分值位列前三,检查等候、候诊时间指标居末两位。 门诊患者体验满意度监测项目从2012年开始,本次是第三次发布调查结果。2013年监测中,基本评价指标前三位分别是费用清晰度、导引标识、文明服务,末两位分别是预约挂号、意见反馈渠道。 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管理咨询中心主任陈晓红说,监测分别从服务可及、流程效率、服务交互、环境条件4个维度进行评价,其中服务可及维度患者满意度最低,主要体现在挂号难、优质医疗资源紧张方面,这与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一号难求是普遍问题有关。提升服务可及性并非仅是医院管理问题,更多是医疗服务的结构性问题。目前,各地区医联体建设及分级诊疗在逐步推动中,效果仍待进一步检验。如何让移动医疗、互联网医疗等创新手段和模式在分级诊疗中推波助澜,或成为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改善门诊可及性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 《报告》显示,2014年患者在门诊各环节等候的指标满意度分值均高于2013年。具体到时长(中位数),2014年看病时间与2013年一致,为10分钟,挂号、候诊、取药时长均低于2013年。门诊候诊时间为30分钟,检查等候时间为12分钟,取药等候时间为10分钟,挂号等候为10分钟。患者对取药等候时间满意度最高,而对检查等候时间满意度较低。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管理咨询中心副主任王吉善表示,“检查”取代“取药”成为等候的突出问题,应成为医院流程改进的重要环节。 本次监测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支持,医院管理研究所统一组织,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担纲执行。监测项目覆盖的三甲医院包括北京20所、广东8所、湖南3所、陕西3所、辽宁2所。项目采取现场调查方式,共收回有效问卷532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84%。
-
121126
14:34
如今的10元钱还能买到什么?对这个网上引发热议的问题,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对记者说:“在医院里,10元钱还真能干不少事儿。吸痰1次1元,静脉注射成功1次2元,一级护理1天9元,院内会诊1次10元……10元钱真的挺值钱。”然而,很多患者却说:“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 “走量”导致“三长一短” “为什么公立医院里看病会出现‘三长一短’?因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拨款太少,一般不足医院总收入的10%,医疗服务定价又这么低,公立医院必须依靠‘走量’才能维持下去。”采访中,多位医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长期以来,业务收入总量一直是衡量医院发展的重要指标,尽管这种粗犷的考量方式像单纯追求GDP一样备受诟病,但很多医生都表示,这种做法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最高级别医生的普通门诊挂号费也不过十几元,如果半天时间只接诊几位病人,医院连人力成本的支出都回收不了。再加上患者的旺盛需求,几乎各大医院都在大幅压缩门诊时间,增加接诊人次,进而带动药品用量和检查量的增加,才能实现盈利。但是“走量”避免不了以牺牲医疗服务品质为代价。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教授余可谊认为,足够的问诊时间是保障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而保证问诊时间,需要建立在医疗机构获得合理补偿的基础上。据了解,去年,国家发改委放开民营医院的医疗服务自主定价权,北京一家高端社会办医院参照国际水平进行了自主定价。虽然门诊挂号费在1000元左右,但该院同时要求医生对初诊患者的问诊时间不得低于半小时,也就是说,这家医院的医生在半天的门诊时间里只能看6位初诊病人,而这与大型公立医院的医生一上午看60位甚至80位病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量取胜的现实需要,还使公立医院抑制不住规模扩张的冲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王仲认为,虽然医院扩张与推动分级诊疗的医改方向相悖,但在现行的补偿机制下,病人数量的减少会直接导致医院收入下滑,因此无论分级诊疗机制想把哪一层级医疗机构的病人分流,哪一级都不会愿意。 药费咋就贵得气人 家住北京的李阿姨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和颈椎病的老毛病,到一家三甲医院开药。用城镇职工医保卡挂号后,李阿姨发现,一次开药门诊的挂号费只需要自付3元,“简直太便宜了”。简单了解李阿姨的病情后,开药医生一边埋头写处方一边问,要开最大药量吗?李阿姨说,来一次挺麻烦,能开多少开多少吧。等到取药付款时,李阿姨却被气得火冒三丈:“开了两大袋子膏药,一共1500多元。幸亏医保卡里还有钱,我自己只掏了200多元,否则非得和医生大吵一架。” 脊柱侧弯矫形手术费用的构成,也与李阿姨的门诊费用异曲同工。余可谊告诉记者,这种难度较大的手术目前仅有一些三甲医院可以开展,整个手术过程需要4名医生、2名麻醉师和2名护士,八九个人共同工作四五个小时。尽管这一手术的手术费仅为1800元,但总体费用一般高达十几万元,其中80%是耗材费用。 一位医生坦言,医疗服务的“白菜价”不仅伤了医务人员自尊,更导致医疗行为的扭曲。医改后,随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推开,药品加成被逐步取消,但检查、耗材的费用随之增长,医疗机构陷入了一连串的恶性循环。“如果医院不能通过提供技术和服务来赚钱,就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来获益。” 辽宁省一家大型三甲医院院长给记者详细分析了该院的收入结构:药品收入接近40%;耗材收入占15%~20%;政府每年直接财政补贴3000万元左右,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检验和影像检查收入占比超过20%;而医疗技术劳务收入占比不足20%。他认为,医疗劳务收入可以100%由医院自行支配,而检查收入、药品收入和材料收入,医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充当了“过路财神”,留下的是一小部分。但这部分收入的费用加上衍生出的利益链条,却是增加患者就医负担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在现行体制下,医生医德水准越高、技术水平越高,得到的报酬反而会越少。”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对记者说,有的医生要开10张化验单才能弄清楚病情,有的开几张单子就能够解决问题;有的医生让患者同时吃四五种药才治得好病,而技术高超的医生可能只让患者吃一两种药甚至不吃药。显而易见,后者才是病人需要的好医生,但这样的好医生却不能为医院和自己赢得相应的回报。因此,通过理顺医疗价格体系,把该降的降下去,把该提的提起来,让医务人员靠技术吃饭,抑制过度医疗行为,才是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内在逻辑。 调价的钱从哪里来 挂号费、床位费等医疗服务价格确实低,但医疗总费用却偏高。在老百姓的负担不能增加,甚至还要减轻,而政府的投入能力有限,医保基金又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提到“调价”,难免会被老百姓理解为“涨价”。改革又不是变戏法,钱从哪里来?因为这一困惑,很多地方政府即便有调价的心,也迈不开调价的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改专家认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可以分两步走:首先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政府补偿、医院消化,先把实行药品零差率后取消的15%加成补起来。接下来,随着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往纵深发展,医疗服务价格依然要跟进调整。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取消药品加成就等于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了。事实上,取消加成只是第一步,破除以药补医的核心是要斩断医院、医生和药品、耗材的所有经济利益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牵涉到医疗机构整个收入结构的变化。而调价是否到位的标准,正在于收入结构中药品耗材收入和劳务性收入的比例关系是否变得适宜。 要给调价留足空间,这位专家认为,改革的第一刀要砍向流通领域,通过对药品、耗材的集中招标采购,进一步挤出虚高水分;第二刀要砍向大处方、滥检查的诊疗行为,通过监管体制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这两刀砍下去,在老百姓负担不增加、医保可承受的前提下,省下来的钱完全可以用于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接下来,则要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阳光收入,用合理的薪酬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进而实现“腾笼换鸟”的医疗机构运行机制转变。 多位受访者强调,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是为了单纯地给医务人员涨工资、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多掏钱,而是为了调整医疗机构的收入结构、理顺运行机制,改变“薄利多销”、大处方、滥检查的现状,保障医务人员踏踏实实、尽心尽力地为病人提供合理的医疗服务。
-
121123
14:25
最近,两则新闻引发了人们对人文学科的担心。一个是《华盛顿邮报》宣称,“工程师成为编辑室里的重要成员”,目前该报共有47名工程师与记者协同工作,而在4年前,编辑部里只有4位工程师。这都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数字化新闻体验和移动阅读的需要。另一个是高盛老板宣称“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高盛这家著名投资银行所雇佣的程序员和技术工程师数量,甚至比脸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还要多——这似乎反映,在顶级企业连商科都越来越混不下去,更不要说人文学科了,技术类学科横扫一切的趋势不可避免。 这一现象警示我们别低估了人文文学的作用。作为医学行业的一分子,笔者想到了医学人文。医学本身就是一门人文学科。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S.E.Luria说过,“医学在本质上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人学,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不知何时,我国医学“忘记”或冷漠了人文关怀,包括对医护人员及其家属的人文关怀、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人文关怀、病人康复后的人文关怀等。不知不觉中,国内医学成了一门“技术”,这种缺乏服务后果的“技术”必然容易导致“购买技术”的人反感,医患关系的紧张,或许就是这样慢慢演化而来的。 很多时候,医学行业的人文关怀以及沟通等都是以医务人员为“主攻者”。也就是说,医学沟通以医务人员为主体。很少有人意识到病患也是医学沟通的主体,甚至在很多医患沟通中,病患只有“依从、听取、必须接受”的份,扭曲了正常的医患沟通,最终导致病患“左耳进,右耳出”,一旦出现因沟通不善引发的纠纷时,病患很容易以“我不懂医,当时没听懂”为由,指责医务人员没让其听懂、理解透诊疗过程、风险等。 沟通是一门较为深奥的艺术行为。尤其是医学沟通,既是专业沟通,又是专业解释,更是专业服务。需要参与沟通的医患双方自愿、主动、真诚对待和理解对方,才能得到满意的互信医患沟通结果,否则都是枉然。若是双方带着“猜疑”去进行沟通,或将成为日后医患矛盾的“导火索”,那种所谓的医患沟通一定是徒劳的。这当中,病患的沟通能力和沟通意识决定着医患沟通的成败。从某种角度来说,培养病患沟通能力,或将是未来医学行业的一个主流。只有病患懂得如何与医务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才能让整个诊疗过程在医患双方“心与心”的坦诚沟通中顺利完成,最终实现“医患一家亲”的家庭式诊疗。 在我看来,医患沟通的前提是得到患者和家属自主意愿,只有这样,沟通的结果才会有价值。而要让患者及其家属主动愿意与医务人员沟通,医务人员自身的人文素养不可少。这就要求医疗环境、社会环境、诊疗环境等有这个意识要求医务人员主动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医患沟通的主体是医患双方,医疗机构及医卫管理者乃至政策、制度等必须为医务人员提供有机会与患方沟通的条件。比如,有的门诊医生、急诊医生,工作强度比较高,甚至有医生一天只能喝一次水,也不能看完所有的病人。这种情况几乎没留有时间让医患双方进行更好的有效沟通,即便双方有这个沟通意愿也不能如愿完成。所以,创造良好的医患沟通环境,把医患沟通作为诊疗前的预备“处方”,或许是医学行业被遗忘的诊疗方法,应该让其回归医学当中来。 有人说,“如果不坚持正确的医学目的,重技(术)轻人(文),那医学的成功可能导致一个自己创造但又无法控制的怪物。”只有全社会重新认识医学的定位,把医学人文放在医疗技术之前,医学行业才不会因为人文缺乏而成为“怪物”。而要做到此,医学科普必然重要,尤其是医学人文知识普及更是重中之重,只要所有人都愿意主动了解医学、理解医学、认识医学,愿意与医务人员配合共同抵抗“病魔”,医疗行业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人文医学时代! 人类人文文学被低估,或许早已连累了医疗行业。病患的沟通能力被低估,或许是国内医患关系持续隔阂的一个隐蔽“病根”。当我们忽视了人文精神后,面对医学的未知性和局限性,硬邦邦的“医学技术”是不能解决人类疾病的,只有让病患愿意敞开心扉接受医务人员诊疗,才会减少医患双方的“误会”,利于疾病康复,减少不应该发生的医患纠纷,甚至医疗事故。所以,我们别低估了病患的沟通能力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开展病患沟通业务培训或许是未来医学行业的一个新兴“产业”。
-
121121
14:13
近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经院主席团审定的2015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共有521名候选人进入该名单,其中,医药卫生学部共有67人入选。往届的医药卫生领域院士增选名单如何确定?最终当选的医药卫生学部院士能占多少比例? 本届医药卫生领域入选人数略有缩减 刚刚公布的2015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中,相比于上一届入围的89名候选人,这一届医药卫生领域67人入选,似乎略有缩减。此次入选的候选人其研究领域涉及血液病、肿瘤学、细胞生物学、药理学等众多医学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提名渠道”一栏中,仅有“中国科协”与“院士提名”两种。据悉,为使院士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中国工程院2014年对章程进行了修订。院士增选每两年一次,本次增选是章程修订后的首次增选。此次增选的最大亮点,便是摒弃了往年“单位推荐”和“归口部门推荐”的两条“官道”,只能院士提名或有关学术团体提名二者选一,并明确提出,公务员法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部)葛均波表示,“一方面,国际上在评选院士时,通常都没有政府推荐这一渠道,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将院士推选作为地方政绩,”这一举动也是让两院院士评选回归科学本质。 医学部以往每次增选7-8名院士 根据工程院《章程》规定,对候选人的评审和初选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进行;各学部初选结果经主席团审议并确定终选候选人名单后,提交全院全体应投票院士进行投票终选。终选采取等额选举,获得有效票半数以上赞成的候选人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郭应禄告诉新京报记者,按照以往的情况,医学部通常每次增选7-8名院士,“但我现在已经不再参与选举工作了,所以今年增补的具体数额,也很难确定。” 本届血液病、肿瘤学入选较多或与学科发展有关 关于院士当选的投票,郭应禄介绍,能够达到相关资质、水平,是进入这一名单的前提条件,这一名单的确立并没有任何选择性或学科侧重,投票时会根据需要进行考虑。“但不能仅仅因为‘需要’就降低遴选标准和水平。”他表示,通常会平衡各个学部的院士名额分布,以他所在的外科领域为例,“80岁以上的院士占了一多半,这也就意味着不少已经当选的外科领域院士都没有投票权利。”葛均波告诉记者,投票时也有一些平衡,可能每个学部有一定的名额,但实际投票时通常不会受到这类因素干扰。“投票是完全自由的。”而对于本届血液病、肿瘤学领域入选候选人较多,在他看来,可能与学科发展有关。
-
121097
15:17
近期国内发生几起医生声明拒绝为患者治疗的情况,值得思考的是,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可以拒绝么? 根据《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医师“不得拒绝治疗”的情况限于“急危患者”和“突发事件”这两种情形。其他情况并未明确规定,根据民法“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均可为”这一基本原则,医方在受威胁、侮辱时,患方不配合、违纪违规、过分要求不听劝阻时,医患对簿公堂时,医方可以使用拒绝治疗权。 但请注意,拒绝治疗是一把双刃剑,就像我们用药一样,虽非禁忌但请慎用。因此笔者建议医者慎重使用拒绝治疗权,甚至不用,因为治病救人是医者在希波克拉底下的誓言,也是我们该有的职业精神。 先来看几个案例: 案例一 2015年4月18日下午15时,四川某医院妇产科医生杨某正在为一名孕妇进行诊治,一位患者家属持挂号单冲进诊室要求杨医生立即为其开一张急诊入院证,杨医生了解患者病情并查看患者检查单后,给出患者处理建议,但患者家属拒绝,威胁医生立即开住院证明,并口出狂言威胁医生人身安全。杨医生担心继续与家属纠缠,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影响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安全,于是退出诊室,请当天住院总继续为病人诊治。住院总查看病人后,给出与初诊医生同样的处理建议。患者家属后来离开诊断室后再度折回,威胁杨医生“不要后悔,走着瞧”。4月22日,该院14位医生联合签名发出要求患方道歉的申明,提出“若患方不道歉,将拒绝为其提供任何服务”。那么,这样的拒绝,我们可以么? 案例二 2014年8月上海一位女子带5岁的女儿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骨科急诊值班医生正在接诊另外一名患者,要求该女子先去挂号,该女子突然伸手挠值班医生脸部。报警后进行协调,因为医生的伤不够重,所以警察建议进行双方调解,但在沟通中该女子态度恶劣,值班医生拒绝调解。医院给患儿进行了复位和石膏固定,随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骨科马瑞雪主任公开发布了一个强硬声明:在得到合理处理之前,她所在的科室拒绝继续为患儿提供医疗服务。那么,这样的拒绝,我们可以么? 案例三 患者因腰部疼痛到某医院就诊,入院后医院积极完善各项辅助检查,进行活血止痛、营养神经细胞等治疗。但当林某的症状好转后,便开始出现不配合治疗的情况,如入院第三天即要求医院停止输液治疗,经常自行离院外出并劝阻无效等。而当医院建议其出院时,又被其拒绝,后患者要求医院予以手术治疗,医院以该院没有MRI检查设备,手术能力不足为由,拒绝为其进一步治疗。后患者出院,出院医嘱注明:“建议患者到上级医院行MRI检查并治疗”。那么,这样的拒绝,我们可以么? 案例四 患者因外周血管问题入住某医院,完善术前相关检查,具备手术指征,拟安排第二天第二台手术,预计10点前进入手术室。第二天由于第一台手术拖台,第二台手术10点10分尚未开始,医生已向患者及家属解释相关原因,但患者家属质疑医院有加塞手术嫌疑,并强行在非探视时间(该院实行封闭式管理)要求探视,并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扬言要与医生清算,并有侮辱性语言,主刀医生下第一台手术后得知此情况,上报科室,科室决定暂停此患者手术,如不道歉,将拒绝为其手术,劝其出院。那么,这样的拒绝,我们可以么? 以上四个案例均涉及医方拒绝为患者治疗的情形,但各有不同。现在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下称医方)是否有拒绝治疗权呢?这是我们在医疗诉讼和行医过程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对此规定并不明确,因此,对这一问题并未解决,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又由于现在普遍认为“患者属弱势群体”,因此,法律界和舆论界均比较强调对患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医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并由此在法学理论界产生了一种“病人有权拒绝治疗,医生无拒绝治疗权”的观点。 笔者认为,除了“急危患者”和“突发事件”,医方有拒绝治疗权,但这种权利的使用有明确的限制情形,并且需要慎之又慎。 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能拒绝? 我国法律关于医务人员不得拒绝治疗的惟一规定见于《医师执业法》第24条及第28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和“遇有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医师应当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的规定。可见,现行法律规定的医师“不得拒绝治疗”,仅限于“急危患者”和“突发事件”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遇到紧急救治(多发生在急诊),哪怕家属有些情绪化语言和冲动,我们也要以“打碎牙往肚里咽”的医者职业精神进行全力救治,除了这两种特别情形,并无医务人员不得拒绝治疗的规定。 回到本文的案例一,医生联名提出“若患方不道歉,将拒绝为其提供任何服务”,该案例的产妇已经足月,如果产妇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剖宫产手术,该医院的医生是不能拒绝的。所以这种声明只是我们的一时发泄,说说就可以了,该案例最后也得到了圆满解决,就在声明发出当天,根据孕妇情况,医生们为其实施了剖宫分娩,母婴平安。而4月22日晚家属主动向当事医生赔礼道歉,当事医生接受道歉。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拒绝? 有学者认为《执业医师法》第21条第1项对“拒绝治疗权”有规定。该条文写到医师享有“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的权利。针对该内容的理解,学术界存在分歧,即医生的这种权利是医疗权还是医疗执业权?作为公民任何权利我们可以使用也可以放弃,如果是医疗权,那么医生可以进行救治也可以放弃救治,显然立法原意并非如此;如果是医疗执业权,那么医生可以选择执业也可以放弃执业。中国政法大学刘鑫教授认为这里说的权利应当是医疗执业权,即获得医疗执业资格的医师有权选择行医或者不行医。笔者认同此观点,即这里谈的是医疗执业权,也就是说《执业医师法》并未对“拒绝治疗权”做出相关规定。 既然如此,医患关系属民法调整,医疗行为也是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均可为”这一基本原则看,医务人员就有权拒绝除上述两种情形以外的任何医疗服务。但若作这种理解,显然是有违医师的职业道德和立法本意的,同时也是不现实的。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东南大学张赞宁教授),医疗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暂且可以将医方的拒绝治疗权限制在下列几种情形内:①病人不配合治疗;②医生人身权利遭受威胁或不法侵害;③医生的人格尊严遭受侮辱;④病人及其家属违反院纪院规,又不听劝阻;⑤当医生成为该病人的被告;⑥当患方向医方提出不切实际的过分要求,又不听劝阻。 概括起来就是:医方受威胁、侮辱,患方不配合、违纪违规、过分要求不听劝阻,医患对簿公堂时,如果非“急危患者”和“突发事件”,医方可以使用拒绝治疗权。不过笔者声明,这几种情形法律并无规定,就像我们用药一样,虽非禁忌但应慎用。 简单分析一下这六种情况。我国宪法第37条、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可见人身权、人格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对医务人员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当医生人身权利遭受威胁、当人格尊严受到侮辱时,医务人员有权拒绝治疗;当病人不配合治疗时,基于医患之间的最基本信任关系产生破裂,在此情况下不治疗对医生和患者均有利,因为患者不信任医生,他也不会再要求医生治疗,而医生强行治疗只会违背患者知情同意权。但切勿对患者的“不配合”一刀切,有时大部分患者的不配合是由于医患沟通的缺位,所以遇到问题先要想办法找原因解决,而非套用条款办法,拒绝治疗;当病人及其家属违反院纪院规,又不听劝阻时,为维护医疗秩序,不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和治疗,医方有权拒绝治疗,甚至责令其出院;当医生成为该病人的被告时,就形成了互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这样的医患关系更加无法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因此医方有权拒绝治疗;当患方提出不切实际的过分要求又不听劝阻时,比如要求医院“必须保证治疗无任何差错或并发症”,才肯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医方有权拒绝治疗。 “拒绝治疗”虽非禁忌但应慎用 1.法律并没有规定哪些情况可以拒绝治疗,也没有提出“拒绝治疗权”的概念“拒绝治疗”是医方当事人的一种法律权利,而非法律义务。法律权利是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的,只有义务才是必须履行的。这也就是说:当发生有上述6种有权拒绝治疗的情形时,并非是非得行使拒绝治疗权不可;相反,作为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医方,仍应慎重行使“拒绝治疗权”,即非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轻易行使“拒绝治疗权”。 2.大多数情况患者的不配合或者过多要求是沟通缺位所致。可以说互联网将医学变得不再那么神秘,无论是手术、治疗,还是用药,患者及其家属都可以BaiDu一下,或者下载个APP查询一下,当患者自行得知的内容与医生的治疗方案产生分歧时,便会想寻求一个解答或解释,笔者将这部分病人称之为“学习型患者”。可是部分医生遇到这样的问题时,通常会认为患者对其不信任,不想再与该患者或家属沟通或继续诊治,医患矛盾一触即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当我们的家人生病时,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只有一条生命,也只有一个亲人,我们有更便利的条件去找相关专家咨询,只能比普通人群更加谨慎,更加“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当我们家人主治医生的治疗方案与我们咨询的方案产生分歧时,我们是不是也想问一句为什么,以寻求心安理得,毕竟医疗是不可逆的,同时伴有着伤害。所以切勿错误理解“不配合”和“过度要求”,进而使用不该发生的“拒绝治疗”。可以说,拒绝治疗是一把双刃剑。 3.现实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复杂问题,比如家属拒绝签字,患者欠费等情况,当这些情况掺杂着紧急救治的情况时,事情又会变得更特殊,因此本文只是想探讨我们可以拒绝治疗,但并不建议拒绝治疗,不管法律法规怎样规定,治病救人是医者在希波克拉底下的誓言,也是作为医者该有的职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