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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诊科护士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类型患者，并做好应对冲突、得不到理解的心理准备。遭遇患者言语辱骂的经历几乎已经成为科室常态。　　“我们不奢望尊重，只求平等”这是浙江省某三甲医院一名姜姓护士日前在接受中新网健康频道采访时表达的心声。精神异常、醉酒、斗殴••••••急诊科护士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类型患者，并做好应对冲突、得不到理解的心理准备。　　工龄三年以下急诊科护士多偷哭过 　　近日，由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相关研究人员对杭州市6家综合医院1112名护士的调查结果显示，75.6%的护士遭受过包括责骂、谩骂、辱骂在内的语言攻击，而忍让回避和耐心解释是护士应对暴力的主要方式(分别为52.7%和68.5%)。　　日前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数据也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遇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受过身体上的伤害，27.14%的医务人员遭遇过医疗暴力。　　在医院各科室中，急诊科因重症病人集中，病种多，抢救和管理任务重，也因此容易激发医患矛盾。姜护士称，科室里几乎每个医护人员都有遭遇患者言语辱骂的经历。 　　“有些患者为了省钱拿着家人或朋友的医保卡来就诊，我们核实身份后肯定会拒绝但患者就特别不理解，除了语言上的谩骂，甚至威胁称‘我记住你了，你出了医院小心点’”姜护士告诉中新网健康频道。　　姜护士的遭遇也并非个案。北京某三甲医院急诊科护士周女士同样经历过因拒绝患者借用别人医保卡而遭辱骂的经历，“很多制度性规定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患者却常常把怨气撒到我们身上。”　　此外，还有非急诊患者因为白天上班没时间去医院就会选择晚上去急诊科配药，一旦遭到拒绝就会觉得医护人员不近人情，进而恶言相向。 　　“我们每天为了少上厕所不敢多喝水，只有中午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 有着9年从业经历的周护士特别希望社会能多理解护士工作的艰辛。据她介绍，科室里工作三年以下的护士几乎都有过躲到休息间或诊疗室偷偷哭泣过的经历。　　急诊科也经常抢救一些醉酒人士，挨打挨骂同样不少见，周护士就曾见证过科室里的男护士被醉酒汉硬生生拽进治疗室眼骨被打裂。 　　不过，也有患者表示，有些护士的素质确实太低，缺少对患者和家属的同情和理解。郑州市民郑先生就对中新网健康频道表示，他曾因呼吸道疾病去郑州某三甲医院输液，“到了该换输液瓶喊护士时，她只简单回答好却一直待在医务室不出来，最后输液瓶都空了喊了好几遍才出来。”　　郑先生表示，病人去医院心里本来就着急焦虑，医护人员态度再不好很容易惹患者生气。不过他也表示，无论如何不该动辄动粗口辱骂医生，如果对医护人员工作不满意完全可以通过投诉的渠道表达诉求。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邓利强表示，患者爆粗口原因在于没能认清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患者认为我花钱买服务，不满意了当然可以像对其他服务人员那样针对医护人员，事实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医生和患者法律关系是民事关系是不容否认的，但医生绝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提供服务，患者花钱治疗是在弥补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所以患者就医决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花钱购买服务。　　中新网健康频道了解到，目前不少大医院为保证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安排安保人员24小时巡逻，急诊科夜间也会加强安保力量。同时，也对医护人员加强培训，通过学习典型案例掌握与不同患者发生冲突时的沟通方法和技巧。　　此外，警方在维护医院秩序上也发挥重要作用。北京已有超50家医院实行了院警制，也就是警察驻进医院，维护医疗秩序，打击伤医犯罪行为。 　　护士社会价值亟待认可　　其实，医院发生医患纠纷也不仅是中国特有现象，世界普遍存在。据了解，国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工作场所暴力的教育培训和研究，如美国加州于2010年开展的医务人员专项预防枪支暴力和武力防范培训，英国政府的“零容忍”教育培训项目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暴力事件的发生率。　　“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期望值太高了”姜护士表示，医护人员与患者没有恩怨，当然希望患者能治好病，但有时候患者病情确实已非人力所能为。而如果患者或家属一味责骂医护人员，只会让治疗氛围更压抑，“我们有时只能缩手缩脚地为病人护理”。　　相较于医生，护士遭遇语言暴力的比例明显更高，邓利强对中新网健康频道表示，护士的价值应该同样得到尊重和认可，“没有医生，病人将陷于无望，没有护士，病人将陷于无助。”　　医护人员遭遇患者语言暴力甚至人身攻击时有多少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中新网健康频道梳理今年以来多家媒体报道发现，尽管医护人员遭受患者暴力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施暴者一般被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多数并未升级至追究刑事责任，大多都是作为民事案件处理，通常是打人方赔偿医药费并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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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反对声此起彼伏，ICD-10的执行依然被提上日程，背后的原委值得分析。　　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编写的英文版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全名是“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本”），即将于2015年10月1日的期限在美国实施。与人们比较熟悉的“国际疾病分类第九次修订本(ICD-9)”相联系，ICD-10仍沿用传统的名称“国际疾病分类”，是世界各国在对本国居民健康状况收集、整理、汇总上报以及统计分析中必须遵循的分类标准。从1983年开始编写，直到1992年完成，历时10年，ICD-10在中国国内已经于21世纪初开始使用。为何在医学最为发达的美国，ICD-10却姗姗来迟，实施期限反复拖延长达20多年呢？　　ICD-10的实施缘何遭到反对？　　ICD-10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疾病和健康问题编码系统，比40年前的ICD-9有了更大的进步，更完善的分类以及更强大的功能。然而，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简称AMA)，这个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美国最大的医生组织，却一直在ICD-10在美国推广的过程中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最近，AMA又支持了德州共和党众议员TedPoe提出的再次延期ICD-10提案。其实，要理解AMA的态度并不困难，因为AMA作为代表美国医生的政治利益的团体，必须为保障医师利益而奋斗。因为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以ICD-9编码来作为收费依据的国家之一，在医生与保险公司结算的时候需要依赖这一编码进行议价收费，ICD-10比ICD-9多了5倍的编码量，从原来的13000个编码扩展到了68000个，需要医生对疾病和诊断治疗更加细致的记录和分析，工作量大大增加；同时，诊所和医院必须升级他们的健康信息系统来适应ICD-10的编码需要，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雇佣IT人员，更多的管理人员来完成这一转换，成本甚高，而且此升级没有政府资金支持。据估计，使用ICD-10会给医生和医院降低10%-50%的生产力。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AMA不断支持ICD-10的推迟使用，甚至号召直接跳过ICD-10，进入2017年才有眉目的ICD-11了。　　虽然反对浪潮非常之大，然而为什么ICD-10的执行还是被推上议程呢？这是因为ICD-10对于医学的长期发展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有利。　　医疗质量评价　　ICD-10可以为新的医疗科技和手术提供更加精准和更完善的分类和记录，可以为医疗质量的评估和进步带来更高质量的数据，来更好地分析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构建更加完善的临床路径以及追踪更详细的医疗结果。　　当今美国非常权威的医疗质量研究机构AHRQ(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仍在使用ICD-9作为研究的标尺，一旦升级为ICD-10，医疗质量的研究将能更加精确地分析出医疗服务提供者跟病人预后的联系，更好地澄清很多医疗并发症和医疗安全的难题。　　医学研究　　ICD-10将为医学研究提供更高质量的数据支持，长远来说，更加有逻辑的ICD-10编码将不断减少编码错误，提高医学研究的精确度。可以预见的是，更高的编码精密度可以让人们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医学现象，比如发现正在潜伏的流行病，比如研究到底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到底在哪种情况下对病人愈后更有利，这些研究都可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大大提高医疗质量，甚至为美国医疗系统节省数十亿美金。　　公共卫生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使用ICD-10来记录疾病的发达国家，这为疾病信息的国际共享和交流造成了隔阂，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疾病的追踪和响应方面的能力因此受到限制。ICD-10对于公共卫生方面疾病的编码也远胜过ICD-9，它更加精密并且能够捕捉到国家级需要上报的疾病。　　使用ICD-10可以促进国际医疗质量的比较和交流，同时对于大型流行病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疾病预防也是大有助益。　　医疗机构质控和收费　　ICD-10带来的编码精密度和更加逻辑化的设计可以帮助医疗机构和医生更容易监控医疗质量和病人预后，可以让他们更加精确地进行效价分析和系统流程优化。同时，ICD-10比ICD-9更加有利于医疗偿付，更加细致和与时俱进的编码能够让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服务偿付者以及医疗政策制订者更好地沟通联系，为美国正在提倡的“pay for performance（按医疗表现支付）”的施行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据。而且，更加精细的编码有利于捕捉到医疗欺诈的发生，减少有关的医疗犯罪情况。　　医疗信息产业的发展　　ICD-10的升级，对于美国医疗信息产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量复杂编码的升级和更新，需要更多IT工作人员和公司的服务，为此方面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一些医疗信息产业的巨头，比如位于波士顿附近的AthenaHealth就为医疗机构推出了一系列升级ICD-10的服务，同时有非常多的其他巨头比如3M公司和创业公司瞄准了这一商机，提供各种升级服务。在美国医疗信息化非常普及的形势之下，ICD-10升级不仅可以带动医疗产业全面进步，也为医疗IT的革命带来了很大契机。借鉴美国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在医疗健康信息产业发展中，完善电子病历系统并且普及，打好基础，才能为进一步的医疗行业的全面升级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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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生命也是生命，社会应将减轻其负担提高到关爱生命的高度上。希望医生猝死引发的行业震动，会有制度补缺与之呼应。　　7月8日凌晨，中日医院31岁的年轻医生宋韩明在病区内猝死，又一次将医生生存状况引入公众视野。这是近期内频密发生和被曝光的医生猝死事件中的一起。在医疗界对此高调缅怀的同时，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不乏幸灾乐祸者。　　在很多人看来，医生作为健康卫士，似乎就该是病魔面前的强者。但其实他们的生命同样脆弱，现实中，医生猝死事件也是频发：6月29日，43岁的广州医生李晶在家猝死。4月14日，福州医生康强猝死。此前一天，淮北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在交班前猝死。再往前一天，北京友谊医院医生李大连猝死……每一次悲剧出现，都令人唏嘘，但大多也不过是一抹短暂的涟漪，很难促成什么制度层面的关切。　　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赞成因同行遭遇不幸就把医生塑造成世上最憋屈的行业，展开一次行业大诉苦。但面对医生的猝死，总显现出“命该如此”的淡然缺乏对逝者必要的尊重。不管该群体在舆情图谱中是怎样的黑与被黑，那些英年早逝的医者，却多是用生命践行着大医精诚的高尚信条。如广州李晶医生，生前最后一个班连续上了48个小时，还有宋韩明，在长期高负荷工作的情况下，发明了5小时休息法。　　医生面对的是患者的生命，由于疾病本身具有太多不确定性，医生工作也有着不确定的属性，但工作不确定，对应的制度却该有确定性。然而，目前有哪项制度对于医生不确定的付出做了确定性的补偿呢？　　在医疗界有一个信条——工作中要保持“临深履薄”的高度谨慎。可在高度紧张之后，却很少有人考虑过，如何让这种高度紧张的神经能够“一张一弛”地调剂一下。相反，为了提高医疗质量、工作效率，各式医疗规定最终指向都是落实到医生身上，成为医生身上不断加码的负担。　　事实上，每一次医生遭遇的不幸都会在行业内形成很大的震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身上背负责任压力的情感共振。当医生们长期生存在高强度压力之下，动摇的恐怕也是由他们支撑的生命保障体系。当然，工作负荷大，休息权益得不到保障，并非医生行业独有的情况。但在我国正规事业部门中，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医疗领域应该算是最为突出的了。　　希望医生猝死引发的行业震动，会有制度补缺与之呼应，医生的生命也是生命，社会应将减轻其负担提高到关爱生命的高度上。之前国家已明确要出台“符合医药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此我们翘首以待，但另一方面，医生群体过累也是个严峻问题，所以我们也迫切想看到，“为医生减负”的人性化号召能在制度层面得到更多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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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一份由中国医师协会调研编写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发布，显示六成医师不满当前的执业环境，其中工作强度大、医疗纠纷多和患者期望值过高成为导致医生压力大的前三位因素。如何舒解医生工作压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如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　　亟须建立强制休息制度　　最近，百度贴吧“医学生吧”里有一篇帖子很火。发帖者是一名高考考生。他想学医，但又很顾虑，问：“学医五年真的很难找工作吗？”有人回答：“5年本科毕业后还要规培3年，没有规培证不能进医院，这意味着本科要8年，硕士10年，博士12年。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财力，欢迎加入医学大坑。”　　医学生的自我调侃是一种无奈。医疗行业素有培养周期长、职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等特点，这是不争的事实，各国都不例外。　　“2014年调查结果显示，76.5%的医师反映工作量大。”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介绍，工作量大已成为医师工作压力大的第一位因素。　　邓利强说，我国的标准工时为职工每周工作40小时。但调查显示，52.72%医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40~60小时，32.69%的医师在60小时以上。　　“长期超负荷工作，必然会引发身体过劳。”邓利强介绍，调研发现，14.56%的医务人员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差，55.32%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一般。　　以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为例，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表示，他们对50岁以上的医生进行健康分析，发现身兼三种疾病的医生占85%以上。　　中国医师协会建议，医疗机构应落实年休制度，制定合理的值班制度和轮换制度，保障医生的休息权。同时，制定超时工作的强制休息制度，防止过度疲劳状态下发生的医疗行为。若因医院编制、人员的限制，不能完全杜绝医生超时工作时，应给医生合理补偿。　　探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超负荷工作不仅让医生自己受到伤害，还可能影响诊疗质量，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引起医患冲突。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医生毛莹莹告诉记者，她每天要接诊将近100个孩子，经常顾不上喝水、吃饭。　　毛莹莹的经历并非个例，大医院的“忙”成了一道难解的题。最近，有“全球最大医院”之称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其7000张床位、每日21600人次的门诊量和75亿元的年营收而备受关注。但这家大医院却被当地人戏称为“全世界最大的乡镇卫生院”，因为患者无论病情轻重缓急，都往这家医院跑。　　有专家指出，很多医院通过多收病人、增加病床而获得收益，无疑增加了医生的工作量。而且，由于基层医疗水平较低，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导致病人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医生的工作量更是“雪上加霜”。　　医生看病看不过来，病人排队排不上号，医患双方都承受巨大的压力，一些突发的意外难免会引起医患关系的紧张。医生和患者都需要“减压”，厦门市卫计委主任杨叔禹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减压”经验。他们把这部分慢病患者放到社区统一管理，允许社区和大医院享有同样的药品采购权，解决患者的开药问题。同时，由大医院的专科医师、社区的全科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成的“三师”团队，共同为患者服务。　　目前北京、安徽等十余个省市也都在探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而在日前国办新发布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也把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作为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实现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等更合理的就医秩序，以及基层医疗得到加强的更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才能使医患双方都减压，医生的执业环境和患者的就医环境才能得到改善。”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指出。　　中日友好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坦言，医学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高风险行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临床确诊率也仅有70%左右。“媒体、大众，包括患者和家属都应该认识到，医学有局限性，治疗有不确定性，患者个体也有差异性。这方面，我们非常需要公众的理解。”李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