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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朝阳医院的一名皮肤科医生因拒绝现场“加号”被患者打伤引发诸多关注。一边是患者抱怨挂号难，一边是医生忙得苦不堪言，还有一些医生在网上呼吁取消现场“加号”。　　医生到底该不该“加号”？加不加号到底谁说了算？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加号”虽然是由医生酌情掌握的“潜规则”，却也早已成为医院、医生、患者三方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现状　　“加号”几乎出现在所有科室　　所谓“加号”，是指在完成当天放号患者治疗的基础上，通过占用医生的休息时间，延长工作时间，尽量满足患者的就诊需要而增加的挂号。　　对于本市一些知名医院的医生来说，“加号”对象的选择也并非来者不拒。“一般我们会优先考虑急危重症、外地患者和复诊的老患者。”本市一家三甲医院心外科主治医师吕伟(化名)说。　　除了耽误不得的急危重症，由于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大量外地患者前来求医，医生也常会遇到外地患者的恳求。特别是在类似儿科、妇产科这些重点科室。“有的外地患者直接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守在诊室门外一整天，哭着求医生能给加一个号，情绪激动时下跪的都有，尽管已经看了一天病，但许多医生心一软就答应了。”吕伟说。　　一个“加号”不仅意味着主治医师需要多工作几分钟，相关的护士、检查、收费、取药等一连串岗位都将发生连锁影响，可能会造成一条线上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准点下班。“即使自己愿意，也不会忍心让这么多的人都陪着一起加班。”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各大医院，一般的加号方式是靠医生的手写“号单”，通常写上“请加号”的字样，配上签名、名戳、写上日期。患者拿着这张“加号”单到挂号处，由挂号的工作人员将其加在当天就诊的患者后，排队就诊。最初，这样的“加号”只出现在挂号负担比较重的耳鼻喉科、消化科、皮肤科等热门科室，而随着就诊压力的加大，现在这样的“加号”几乎出现在所有的科室。　　在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超声科特需门诊，原本正常在40个号左右的数量，每天都会“加号”到70个左右，翻了几乎一倍。每天晚上，医生和相关工作人员最少也要延长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才能下班。　　探访　　“不加号”科室也难拒“加号”　　对于“加号”的问题，本市各大医院的医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北青报记者近日探访时发现，不少医生已经在诊室外贴上了不加号的提示，但也有一些医生无法拒绝各种“加号”的需求。　　在北医三院一个门诊量较大的科室，早上8点多，诊室外就有100多号人等待就医。每一个诊室的门上都贴有“不加号”的公告。在这个时间段，除了与医生预约过的患者，护士明确拒绝其他人的加号要求。但到上午10点左右，随着就诊完毕的患者陆续离开，护士则允许记者前去诊室与医生商量。　　此时已有两位患者在等待加号。其中一位是50岁的刘先生，他称自己问题比较严重，已到了四肢行动不便的程度，他与医生沟通后，医生为他加了一个专家号，而另一位年轻患者则被拒绝了。　　这名医生当天上午原定有20个号，到此时已经加到了30多号。负责维持该诊室就医秩序的保安人员表示，他们的职责是必须要保证医生能够不受打扰地把正常挂号的病人看完，才能允许没能挂上号的患者进门询问。　　同一天，在安贞医院二楼的专家号挂号大厅内，一块红色显示屏实时滚动显示着挂号情况，内容包括“已挂”和“总号量”。而其中许多科室“已挂”的数量都超过了“总号量”。　　挂号窗口工作人员解释说，“总号量”是原本安排的挂号数量，“已挂”是实际挂号数量，“多出来的就是加号。”北青报记者采访时看到，到中午12点，上午出诊的专家几乎人人都有加号，最多的甚至有20个。　　医生　　“人情号”负担重　　安贞医院皮肤科的戴医生说：“加不加号这事，全在医生自己掌握，就医生个人来说，大多都不喜欢办理加号，因为原本的工作量就已经很大了，有时候真没力气再看更多(患者)了。但是有些人确实有特殊情况，或者真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还能挤得出时间，就会给他们加号。”　　除了一些需要“照顾”的人群，来自领导安排、关系单位、亲朋好友的“人情号”对医护人员来说也并不陌生。“越是知名的大专家，这种‘人情号’的负担越重，最多的时候可以占到‘加号’数量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吕伟表示。　　调查　　医生的同情心易被号贩子利用　　就在因拒绝加号而发生伤医事件的同时，号贩子却早已把黑手伸了过去。挂号实名制和预约挂号制度全面实施后，有效遏制了号贩子的行为，他们转而更多地将“黑手”伸向了“医生说了算”的加号领域，医生的同情心往往也被他们利用。　　7月1日，北青报记者来到同仁医院西区一层挂号处，此时无论是普通号还是专家号均已挂满。一名守在挂号处的中年女子立即上前“搭讪”，小声问是否需要专家号。随后，在医院二楼耳科处，该女子将记者介绍给另一名男子，让其带着记者去办理加号。“加上以后你再给我钱就行，保证你看上。”　　该男子表示，记者除了支付正规的挂号费外，还需要支付他们的“服务费”。“耳科普通号是200元，专家号是300元。”　　在耳科某专家诊室门前，该男子嘱咐记者，如果有人问起身份就说是他的朋友。　　随即该男子进入诊室恳求医生，称朋友(记者)等了一天，也没挂上号，求医生给加号。当时那位医生处仍有不少患者在排队，于是拒绝了加号要求。该男子转而对记者称：“今天实在加不上了，可以明天早点来。”　　号贩子“求加号”的手段花招迭出，逼得一些医生锻炼得“火眼金睛”。微博名为“泽之老万”曾写过一组医生与号贩子“斗智斗勇”的故事：某女手提拉杆箱打断正在接诊大夫：“大夫，求你给我加个号吧，我刚下火车……”“不加，请您出去”“求您了，我从外地来的……”“不加，请您出去”——不是大夫无同情心，实在是因为病人太多看不完。更重要的是，该女子的拉杆箱轻飘飘，根本不是赶远路就诊的，号贩子的道具花样翻新了。　　“泽之老万”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万希润教授，他一直在微博上倡导预约挂号。不过协和医院的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余可谊却干过另一件事。有一次余可谊出门诊，发现了一件怪事——要求加号的人很多，但很多挂上号的人却没来。后来有患者跟他诉苦，说余可谊的15个号中有9个都被号贩子挂走了。原本5元的号，倒手就卖到100元。余可谊觉得过分，便一口气加了17个号，半天时间总共看了26位患者。“打击了一下号贩子，我自己也累得够呛。”　　更多的医生则分辨不出哪些是“装可怜”的号贩子，哪些才是真正要看病的人。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郭兮恒就表示自己看不出来，原因是：“出诊的时候太忙了，真没有精力去挨个分辨。”　　说法　　临时“加号”到底该不该取消　　对于“加号”，很多患者都认为不能取消，但可以规范。不过“加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的同时，不少医护人员也面临着很难说出口的无奈。“虽然说只要可以，我都愿意给我的患者加上号，但每当遇到赶着做手术、去会诊，或是马上就要出差的情况，实在无法‘加号’，也常遇到不能理解，情绪非常激动的患者。”　　患者建议规范加号　　一对夫妻躺在安贞医院的长椅上，旁边摆了行李箱。妻子姓何，照顾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丈夫，他们从黑龙江赶来，中午12点多下火车，下午才赶到医院。　　何女士手里攥着一位专家给他们办理的加号，夫妻俩到达医院的时间，已挂不上当天的专家号了。　　“说实话，我不希望取消加号，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挂专家号实在太难了。”这张不足巴掌大的“专家号”，何女士小心地藏在手提包隐蔽的口袋里，“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北京看病了，有好几次都挂不上号，那时就得在医院旁边找地方住，然后天天排队、天天等，还不一定能挂上。之前在另外一家医院看病，医生不给加号，为了挂那一张号，我们在医院外面住了3天。”　　家住东城区的李大爷也表示，自己不反对加号，但建议规范加号。“有些外地人来北京看病，确实也不容易，我能理解加号。但现在加号这一块没有什么规范，操作起来很乱。”李大爷今年70多岁，因脑梗经常到医院检查，“有时候我来这边复查，也会找一直给我看病的专家直接加号。如果我不能办理加号，那我要找这位专家复查，估计十天半个月都等不到。”李大爷说，可以规范一下哪些情况可以加号，哪些情况坚决不可以，也要限制加号的数量。　　专家没时间上厕所　　睡眠呼吸领域权威专家郭兮恒在朝阳医院出诊时，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患者聚集到他的诊室门前，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几乎没有离开座位的机会。　　“我都不敢喝水，因为没时间去厕所，去一次厕所就占用病人看病时间，说实在的，我们医院的医生，基本都是超负荷工作。”　　郭兮恒表示，加号其实就是医生额外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为病人看病，加号与医生的收入等是没有关系的。“加号不是我愿不愿意给患者加，是我有没有能力和余下的时间为患者加号。我如果有时间，哪怕有可以压缩的休息时间，我都是会加，毕竟有些患者来医院一次也不容易。”　　郭兮恒算了一笔账：一个医生从早晨8点到上午11点半，出诊3个半小时，如果每10分钟看一位病人，能看21位，如果每5分钟看一位病人，是42位，这还必须保证医生在出诊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有问题的挂号制度”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万希润大夫则明确表示不赞成取消加号，“有问题的是挂号制度，不是加号。”万大夫说，自己会为自己的老病人加号，“我做过手术或者在我这儿化疗过的病人，来找我复查我一定会加号，因为他们是我的病人，我对他们的病情很了解，作为我自己也希望知道他们治疗后的情况。”万大夫表示，自己治疗过的病人，自己一定会负责到底，所以会为他们加号，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人要求加号，万大夫表示自己都不会办理。万大夫认为：“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加号原则，没办法统一规范。”　　据万大夫介绍，自己出诊时的正常号量是8个，但有时候自己会加号到30个至70个，“只给老病人加号就已经这么多了，其他人也实在加不上了。”针对号贩子开始将眼光放在加号上，万大夫说，自己平时并没有刻意去区分号贩子，但有时候根据多年经验，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对方是号贩子，“但无论是不是号贩子，不符合我的加号原则的，还是肯定不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