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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
2015年4月4日,深圳《晶报》刊出了记者商野笑的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患者无理,还是医院有错? ——从一场“裂隙灯”争议看医患纠纷如何产生》,读完这篇报道,我简直是目瞪口呆。本来以为,随着红嘴乌鸦被计协通报,中国记者在报道医疗纠纷中应该会有哪怕一点点进步,现在看来纯属一厢情愿。记者商野笑在这篇报道中所展示职业素养缺失令人无语,而这种文章所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又令人不寒而栗。 事情的经过其实并不复杂:一位患者在医生那里做了裂隙灯检查,第二天医生根据检查结果告诉他玻璃体有出血很危险需要做手术,而病情发展也恰如医生所预料,医生给患者做完手术后患者痊愈出院。 出院后的患者,怀疑是医生为了让自己住院好挣自己的钱,进而认定是医生故意用裂隙灯在自己眼睛上切了两个口子才导致自己玻璃体出血,于是向医院投诉。 医院先后给予了两次答复,一次口头回复一次书面回复。书面回复中明确告知裂隙灯是无创检查不可能在他眼睛上切口子,但患者坚决不相信,到网上发布帖子指责医院,进而引起了记者关注。 记者于是假冒患者家属参加了其后医院和患者的交流。交流中患者坚持认为自己就是被医生故意用裂隙灯在眼镜上切开了口子,并要求在主管部门监督下以动物实验验证裂隙灯的危害程度。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其实稍微懂点医学常识的人已经基本明白怎么回事了。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对几个问题做一下说明: 首先,裂隙灯能够在玻璃体上割口子吗? 绝对不可能! 裂隙灯是一种眼科极其常用的眼科检查手段,包括显微镜和光源两部分。之所以叫做裂隙灯,是让灯光透过一个裂隙对眼睛进行照明。由于是一条窄缝光源,因此被称之为“光刀”。将这种“光刀”照射于眼睛形成一个光学切面,即可观察眼睛各部位的健康状况。 裂隙灯并不是激光也不是其他有切割作用的东西,他只是让普通的光源通过一个裂隙以利于对眼球内结构进行更好的照明和观察。裂隙灯检查是一种无创的检查手段,根本没有任何的切割功能,说医生用裂隙灯给患者再玻璃体上切开了两个口子,这话让眼科医生听到都得笑死。 既然不可能,那么有人可能就要问了:这么简单的事情,和患者说清楚不就完了么? 问题是有时候说不清楚。 很多鼓吹医疗市场化的人给公立医院编造罪名的时候,铁齿钢牙将医患纠纷归咎为医院傲慢,与患者沟通不及时不到位。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医患沟通是否到位? 在很多人心中,医院把患者说服了,患者满意了才算到位,否则就是医院沟通有问题,这纯属扯淡!一个非常无奈又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很多偏执的患者是不可能被说服的。 医院接到投诉,首先做的是全面了解情况,调阅患者病历资料,听取当事医生情况说明,再由医院专家进行分析判断,最后由医务处负责人全面评估后,才能对患者进行回复,这需要一定的流程和时间,而很多患者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要求医院马上回应,否则就视为拖延推诿,这是不公正的。 再说沟通,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要求医院单方面承担无限度的沟通责任。沟通永远是双向的,是需要双方都有诚意和作出努力的。只有双方都保持理性,这种沟通才有可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患者要么出于不良的动机,要么出于偏执的人格,无论医院如何耐心沟通解释,始终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这种人最典型的说法就是:你说的这些我不懂,反正我人好好的你给我弄坏了,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总之你得赔我钱,否则我就跟你没完。 面对这些偏执的或者恶意的患者,医院不可能付出无限度的成本来满足患者的无理要求。让一个业务繁忙的高年医生陪一个不支付任何成本的患者沟通半天,对医院已经是巨大的损失。如果再如患者说的“找上级部门监督做动物实验”,那医院的成本简直无法估量。 所以,医院的沟通职责应该限于:给予明确而负责任的回复,给予必要的解释。如果你无法接受,那么,请你走法律途径。 但患者没有走法律途径,而是采取了医闹的常用办法:在网络上对医院进行诋毁诽谤,进而吸引无良媒体和记者的关注。 不要说我这“无良”两个字用的不对,深圳《晶报》和记者商野笑完全当得起“无良”两个字。 在眼球经济时代,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是记者和媒体骨子里抑制不住的冲动。而一个“黑心医生故意用裂隙灯在患者眼球上切伤口导致患者失明住院”,这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题材,一个多么有诱惑力的题目。 于是,我们的商记者,按捺不住地开始向制造了“缝肛门”、“八毛门”、“裸死门”的前辈们致敬了。 最高明的谎言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实话,但是当我把这些话组装在一起,却注定会把你引入歧途。 让我们来看看,在貌似公允持平的外表下,商大记者是如何以巧妙的“春秋笔法”来恶意诱导读者,人为割裂医患关系,煽动民众对医院的敌视和不信任的。 记者首先假扮成患者家属,参与了医院与家属的沟通。我实在不知道记者这么做的原因如何,裂隙灯能否在眼睛上切口,这种简单的问题随便找个眼科专家或者设备供应商都很容易解决。记者的这种做法,其实已经是对医院怀有满满的恶意。记者做报道最重要的是公允和中立,而商记者在报道之前,其倾向性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们再看看商记者报道中的用词: 报道开篇写到:“60多岁的李先生一个多月来一直想不通,一个小小的眼疾,却因为市眼科医院医生一次裂隙灯的检查操作之后失明,并最终让他躺到了手术台上。” 我前面已经分析过,裂隙灯检查本身是无创检查,而医生做完检查后第二天已经明确告诉他检查发现有严重问题需要手术。而到了商记者这里,成了李先生“一个小小的眼疾”,“因为”裂隙灯检查而失明并最终手术。 也就是说,在报道的一开篇,商记者就首先无耻地对事实进行了歪曲和定性,把裂隙灯检查发现严重问题进而手术,歪曲成“小小眼疾”“因为裂隙灯检查”而“失明”进而手术。 当报道开篇就先向读者传达了这种信息后,你还能指望后面的报道公正吗? 此后的报道基本就是对经过和沟通过程的描述,看来记者冒充患者家属去偷听院方解释并没有得到什么猛料。但这难不倒我们的记者同志,想黑总是有办法的,于是商记者最后以貌似公允的语气煞有其事的写到: “裂隙灯是否能致外伤,陈胜医生是否造成患者眼部外伤,双方都无法以铁证证明各自立场,而患者更是提出希望在上级部门和公证部门的指导下通过动物实验判断裂隙灯致眼部外伤的可能性。” 看完这句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商大记者,你丫这么恶毒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裂隙灯作为无创检查手段,一束经过裂隙的普通强度的钨光源光纤不可能在玻璃体上切口子,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请问你需要什么样的铁证?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问题,你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铁证?我怎么才能向一个坚决不承认一加一等于二的人提供铁证让他信服? 不仅要求医院提供一加一等于二的铁证,记者接下来还煞有其事地提供了一加一确实不等于二的证据,并暗示院方在说谎: “但晶报记者发现,郭晓霞等五位眼科研究者曾对裂隙灯致视网膜损伤进行病理学观察,并将该实验过程与结论发表在1993年01期的《眼科研究》中。该论文表示,用裂隙灯对一只猕猴双眼视网膜上共8个部位,以进行随机持续光照,辐射度达226.8mWcm-2,每次照射时间均超过100分钟。经1个月持续操作与观察,猕猴双眼由于光化学反应出现多种损害,但在此论文未提及物理伤口”。 看完这段我真的要彻底崩溃了,就算你不懂医学,至少你懂得中文吧?文章写的很清楚:双眼,8个部位,每次照射100分钟,连续照射一个月,双眼出现损害。这和常规的裂隙灯检查有毛的关系啊?你还“但”,你“但”个球啊? 在我看来,商记者要么是蠢到了极点,要么是坏到了极点,任何正常人都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再看看商记者后面那些貌似公允实则恶意满满的春秋笔法:“医学上的事,患者难比医者门儿清,这是已然疑心院方有所遮掩的李老难以在面谈中产生信任的原因。在'阴谋论'面前一方无法自释,一方难以拆解,双方陷入僵局。” 哦,原来不是因为患者多疑而且偏执,而是因为“患者难比医者门清”,是因为“医院无法拆解”。 最后商记者还有一段高论:所幸,目前李老右眼已无大碍,否则,一个右眼失明且疑心受害的患者,难免会采取比网络发帖更为“不当”的行为以求“维权”。 我们明白了,商记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无数医闹最常用的套话:反正俺的眼睛就是被你们弄瞎的,俺没有文化,你们说的这些俺都不懂,你也别想骗我,你如果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我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最后商记者又吹毛求疵的指责了医院应对不够积极,关于这个,我前面分析过了,不再重复。 但商记者在标题中提到的问题,我倒是可以回答一下。医患纠纷乃至暴力伤医事件是如何产生的呢? 原因有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些无良或者无知的媒体,出于愚蠢或者恶意,不断以倾向性明显的歪曲事实的错误报道,有意或者无意的抹黑和诽谤医生,向民众传达错误的信息,撕裂医患互信,制造医患对立。甚至传达“闹事有理”、“伤医有理“的恶劣观念。而这些人,完全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文中患者对医院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既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也有媒体长期的误导和教唆。而现在,他这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又得到了媒体的支持。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但是,把一个明明白白狗咬人的事情,颠倒黑白的描绘成狗咬人,或者混淆是非的描绘成“可能狗咬人也可能人咬狗“,对记者这个行业而言,是一种最值得鄙视的无耻和下作。 不要为了吸引眼球去铸造屠医的凶刀,否则含冤而逝的每一个医生身上,都有你欠下的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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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陈中伟 院士 陈中伟(1929~2004),浙江宁波人,骨科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会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国际显微外科学会创始委员/主席、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委员会理事,以及澳大利亚皇家外科学会、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中心、英国伦敦大学等14所外国著名大学和医学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曾任《国际显微外科杂志》、《国际显微重建外科杂志》和《国际血管外科杂志》编委。 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进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工作,此后师从叶衍庆教授,专门进修2年骨科,1960年回到第六人民医院创建骨科。1963年成功完成世界首例断肢再植,并创建显微外科动物实验室,开办显微外科培训班,仅自1963年到1973年的10年间,他就培养了国内外从事断肢再植的医生2000余名,到世界各国作手术演示不下四五十次,讲学更是难以计数。 1966年,陈中伟又获世界首例断手指再植成功,其后又相继首创肿瘤段截远端肢体再植、吻合血管的游离肌肉移植、吻合血管的游离腓骨移植等世界领先技术。1974年,陈中伟应邀在全美手外科大会上作“创始者报告”,这是国际医学界对陈中伟作为断肢再植创始者地位的第一次公开承认和肯定。1980年,在第一届国际手外科联合大会上被誉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他提出的“断肢再植功能恢复评定标准”被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术界公认为“陈氏标准”。 1982年调入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任外科学教授、外科教研室主任、骨科主任,并自此开始招收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总数达40余名。这些学生目前散布全世界各地,均已成为各地骨干与领军人物,包括《microsurgery》杂志主编。 1983年,陈中伟作为首位亚洲外科学家应邀到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中心作“卡柴琴特邀演讲”。1985年当选为第八届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会主席,并被誉为“国际显微外科先驱者”。1994年获“求是奖”,1999年获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会“世纪奖”。 1981年开始与上海交通大学康复工程研究所合作研究开发“再造手指控制的电子假手”,至1996年成功应用于临床,使肌电假肢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自1994年起与华东理工大学超细粉末研究所合作研究采用羟基磷灰石(ACPC)用作骨缺损的填充材料,此后成功应用于临床,该项目于2003年1月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也是他因意外去世前所获得的最后一个奖项。 陈中伟一生共发表论文218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撰写的有109篇,英文文献共48篇,主编出版书籍10余部,其中《显微外科》英文版为现代中国人最早在全世界发行的医学教科书,影响极广。由于他40余年的创新成就和不懈努力,使中国的显微外科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他也是新中国“国产”医学家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姣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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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徐 骏绘 日前,国内38家医院的41篇医学研究论文,被BioMed Central(BMC出版社)以同行评审造假为由集体撤稿的事情,在行业内引起轰动,人们纷纷猜测其中原由。当记者致电其中一篇文章的通讯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吕树铮教授时,并没有想象中的尴尬,反而得到了非常详细的回复。吕树铮说:“你是第一个给我直接打电话问这件事情的。我的学生和我,一个是被动中枪,一个是躺着中枪。” 至今未见撤稿证据 作为吕树铮2013年招收的在职博士生,来自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杨建敏这两天心力交瘁。他是此次被撤稿件“Impact of guidewire selection and operator expertise on radiation exposure in transradial angiography(导丝选择和术者水平对经桡动脉行冠脉造影射线暴露的影响)”的第一作者,“五一”之后就要通过博士生答辩毕业,现在却不得不往返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的多个部门说明情况,写说明材料,希望能还自己的清白。 整个事件起始于去年7月。杨建敏告诉记者,这个研究主要是观察使用2种不同导丝经桡动脉行冠脉造影在射线暴露量和手术时间上的差别,并观察手术费用、安全性上的区别,看哪种导丝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通过1年的临床研究,杨建敏收集、统计分析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约1000位患者的造影资料,并在撰写成文后翻译成英文。从2014年1月起,他投了《British Journal of Radiology(英国放射学杂志)》、《Catheterization and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s(导管和心血管介入治疗杂志)》、《Journal of Invasive Cardiology(介入心脏病学杂志)》、《Journal of Vascular and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血管与介入放射学杂志)》等多个杂志,但都被拒绝接受,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英文使用不够合理,建议母语国家的专业人士进行修改。 杨建敏告诉记者,在这期间,他也尝试找英文好的同学帮忙修改,但同样被杂志拒绝。根据首都医科大学的要求,必须发表被SCI收录文章才能毕业,为了能够顺利博士毕业,临床工作十分繁忙的他只好求助于第三方公司帮助给文章润色。 “该公司对我保证他们业务熟练,能够更快地找到合适的期刊,并且能解决语言的问题,不会采用非法的手段。我告诉他们不能修改文章的意思、数据和结构,并且所做工作不能违反法律和道德,修改之后需要我审核,对方表示可以负责从润色到选刊以及发表的工作,就和他们签订了合同。”杨建敏表示,此后包括选择期刊、审核意见修改等工作全部交由公司处理。同时,该公司为了方便对文章的追踪和修改,创建了一个通讯作者的邮址。 此后,第三方公司为杨建敏推荐了《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心胸外科杂志)》。文章发表前,杨建敏还对稿件校正进行了确认,最终文章于2014年年底在网上发表。文章发表后,第三方才将创建的通讯作者邮箱和密码发给了杨建敏,然而,由于平时工作很忙,而且文章已经发表,他就没再登录这一邮箱。如今再查看既往邮件,他发现里面有第三方公司和杂志的来往记录,以及审稿人的修改意见和具体修改内容。同时,2015年1月底,邮箱中就有关于文章撤稿的说明,同时出现了第三方公司和杂志社沟通的邮件。 “第三方公司从没有和我沟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是网上披露消息之后才知晓这个事情,甚至比吕教授知道得还晚。”杨建敏说。 对于网上提及的第三方评审问题,杨建敏表示,这两天,他再三和第三方公司确认是否推荐过虚构审稿人,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推荐过”。 “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和《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心胸外科杂志)》编辑部沟通,希望明确具体审稿人的详细信息,包括邮箱地址等,同时还希望杂志能提供认定虚假审稿人的证据,以及出现虚构审稿人的原因,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杨建敏说,现在的情形就好像法官判定“抢劫就要判刑”,但证据是什么,却没有告知。 在整个事件中,杨建敏向杂志社交了1.7万元左右的稿费,去年12月底文章在线发表后,又支付了第三方公司2万元费用,而如今比这近4万元损失更大的是,无论这个事件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处理,他的名声似乎都已经无法挽回了。“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杨建敏说。 因“没能严格监管学生”致歉 谈及撤稿一事,吕树铮很是无奈:“文章被撤稿的事情出来之后,我一头雾水,再一看,通讯作者的邮箱都不是我自己的。” 吕树铮告诉记者,自己以为杨建敏写作文章时所用的数据都来自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论文和研究也都是在当地完成的,而自己虽是通讯作者,但不知道被杜撰了假邮箱,因此对于学生反复投稿并与第三方接洽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事发后,他向学生要来了第三方公司修改前、修改后的文章,以及学生既往投稿的一些稿件和退回修改的意见,发现前期确实存在很大的语言组织问题。而现在发表的文章,意思、结构和数据确实没有修改。 “因此我认为他的临床数据和处理是真实可靠的,可能是因为缺少社会经验、自以为是,盲目相信了第三方公司,才造成的这个后果。”吕树铮表示,文章撤回的具体原因在撤回说明上表明是虚构审稿人的问题,因此杨建敏可能确实不知情。 据介绍,将近40岁的杨建敏已经是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在采访中,吕树铮给了杨建敏颇高的评价。“他入学后的理论课学习和临床实践工作都做得不错,理论扎实,临床能力较强,手术能力突出,在中期答辩环节,他的表现非常优秀。” 虽然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但吕树铮在写给医院和大学的事件说明中表示:“我作为杨建敏同学的导师,没有能够严格监管学生的文章投稿操作,造成了文章被撤回,在社会上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给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造成的巨大伤害,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以此为鉴,对学生的理论学习、临床工作和科研进行严格的监管,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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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任廷桂教授 任廷桂(1894~1966),江苏南京人。任廷桂自幼家境贫寒,早年靠半工半读于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完成中学及医学预科学业升入医学本科,后考入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1年,任廷桂以优秀成绩毕业,获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当年即留校供职于该校附属医院工作。 1927年,受聘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教师。1928年,又在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创办护士学校。到1936年,将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校舍扩建并建立附属的中山医院。 任廷桂是我国外科的早期奠基人之一,在外科各学术和临床医疗领域上均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1937年,中华医学会成立骨科学组,任廷桂是6名成员之一,这个学组为中国骨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上世纪30年代,由任廷桂和李鸿儒共同创建了华山医院骨科,成为我国骨科创始人之一,至今华山医院骨科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1949年,任廷桂担任公济医院(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外科主任,先后创建了骨科、整形外科、胸外科和神经外科等专科,并亲手制订了专科工作制度和诊疗常规。 他提出了“三三制”的培训、培养方法。所有外科医师凡要独立开展一项新的手术,必须在手术室观摩三次手术,做三次助手,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做三次主刀,才能独立开刀。多年后,“三三制”培训带出了一批一批外科技又术骨干。 任廷桂通晓外科学,在普外、胸外方面也有很深造诣,尤精骨科。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任廷桂就潜心于骨关节结核性冷脓疡外科治疗的探索,是国内首先开展骶髂关节、髋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的先驱学者之一。 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上海震旦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在30年代前后都成立了骨科,期间都得到过任廷桂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言传身教,潜心学科建设是任廷桂一生追求,即便到了年事已高,他仍然不顾自己体弱,坚持做手术示教,悉心帮教年轻医生。至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医生们仍然怀念任廷桂,感恩他担任主任时期的言传身教,为上海骨科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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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叶衍庆教授叶衍庆(1904~1994),江苏苏州人。九三学社成员。著名骨科专家、医学教育家,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主任、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瑞金医院骨科主任、仁济医院骨科主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分学会名誉主任。英国皇家骨科学会会员、瑞士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叶衍庆教授1930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去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获骨科硕士学位。1937年成为英国皇家骨科学会会员。返国后受聘于上海仁济医院。积极开创骨科医疗业务,并与牛惠生等六位著名医师组建成立中华医学会骨科小组,为我国骨科医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救治抗日战士。当仁济医院被日寇占领后,他毅然离开仁济医院。1948年,叶衍庆教授去美国麻省总院工作和进修,并在美国各地著名医院观摩以后返沪。 上海第二医学院建立以后,叶衍庆教授受聘担任医疗系主任,他为充实提高医学院外科医教研技术力量和学术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1958年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成立后,叶衍庆教授历任副所长、所长和名誉所长。任期内,他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致力于骨科和伤科的专业建设。在国内首先完成对祖国伤科医学历史考证,系统整理了其发展过程及主要成就,许多经他培养教育的学生已成为有名望的骨伤科专家。 叶衍庆教授一生致力于骨科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国内首先进行“三刃钉”内固定和“麦氏截骨术”治疗新鲜与陈旧的股骨颈囊内骨折;采用“肋骨横突切除术”、“脊柱前外侧减压术”治疗脊柱结核并发截瘫,使一些失去行走能力的病人重新踏上工作岗位;开展“骶髂关节切除术”治疗骶髂关节结核;并对小儿麻醉后遗症制订了一整套正规的手术处理方法为我国骨科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叶衍庆教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们,他曾在卧病期间帮助年轻的值班医生处理急诊病人,他也经常为各级医师查考学术资料,指点科研方向,校阅著作和稿件。他关心青年医师的学习,甚至把自己在英国学习时的笔记赠送给他的学生,他关心青年医师的生活,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也设法帮助他的学生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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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开元教授 屠开元(1905~1999),上海人,著名的医学教育家,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第二军医大学原副校长。 1922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192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进修矫形外科;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由宋庆龄负责的中国红十字会;1946年8月,赴美国五所医学院所进行考察;1947年9月,他回国受聘于同济大学医学院任教授,并担任该院的矫形外科主任;1955年1月,他进入第二军医大学工作;1956年5月,任第二军医大学急症外科医院院长。 1956年,他出任亚洲第一所急症外科医院院长,在短短的3年中,诊治病人多达25000余人,其中各部位骨折6299人无一例死亡,以95%以上的诊断符合率和救治成功率,以12.5天的平均住院日,创下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1959年9月,任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1979年4月,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 他长期从事骨科的教学及研究,创立并形成一套系统的骨科伤病诊治方法,如首创骨折手法整复的原则及操作技术,骨折复位后用无衬垫石膏固定技术,号称“屠石膏”;利用Brown氏架和Bohler氏架牵引术,开放性创伤污染创面的清创术等。在创办骨库、对脊柱骨折脱位迸发脊损伤施行开放复位等方面,皆取得重大成就。60年代初,成功进行离断肢体再植的动物实验研究,奠定了中国显微外科的基础。 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为中国现代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不愧为我国骨科学界的一代宗师。不到四十岁,他便成为著名的骨科专家,形成了一套独创的、在国内医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骨、伤科疾病的诊治方法:如骨折手法整复的原则,慢性骨髓炎的诊治,骨折复位后无衬垫石膏固定,切除污染创面的清创术等。 1949年,他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骨库,被誉为新中国诞生后医学界里的第一项重要成果。1960年,他在极度简陋的条件下,开展了完全离断肢体再植术的动物实验,成功地解决了小血管吻合后的通畅率以及再植肢体远段肿胀等关键问题,为我国创建断肢再植术打下了坚实的实验基础和有关的理论基础。 屠开元教授一生淡泊名利,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矫形外科人才,不愧为具有崇高风范的医学教育家。他培养了六代学生,多达千余人。我国医学界许多著名专家教授都曾受教于他的门下。在其医学生涯中,他将“为病家谋取幸福”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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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
孟继懋教授 孟继懋(1897~1980),天津人,骨科学家和骨科教育家,中国杰出骨科先驱。他长期从事骨科临床、教学及研究工作,为创建中国专业齐全、国际知名的创伤骨科中心做出了贡献。他首创治疗股骨颈骨折的孟氏截骨术和孟氏肩关节融合术。1920年,他由北京清华学堂毕业赴美留学,就读于芝加哥拉什(Rush)医学院,192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1929年任南开大学校医。1930年协和医学院派他赴美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和爱荷华大学医院专攻骨科,师从史密斯-彼得森(M.N.Smith-Petersen)和斯坦德勒(A.Steindler)教授。1935年又赴欧美考察骨科。1936年任协和医学院骨科主任。1937年中华医学会成立骨科学组,他是6名成员之一,其他5名是牛惠生、叶衍庆、胡兰生、任廷桂和朱履中。这个学组为中国骨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孟继懋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并被推选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1937年与协和医院同道组成医疗抢救组,辗转于北平郊区,为抗日将士治伤。1942年初协和医院关闭后,他曾任中和医院骨科顾问及副院长、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人民医院副院长、外科主任,协和医院骨科教授。抗美援朝后期,协和医院收治了近百名志愿军伤员,进行重建手术治疗。他为伤员逐一订出周密的治疗方案,复杂疑难的病例都亲自手术。 1957年,孟继懋任北京市积水潭医院院长,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专业最全的创伤骨科,设有烧伤、创伤、手外科、显微外科、普通骨科及肿瘤7个亚科。随后他又在院内建立了北京市创伤骨科研究所并任所长,开展与创伤骨科有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在同一个医院内骨科各专业如此平衡地高度发展,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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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惠生教授牛惠生(1892~1937),上海人。191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1914年获医学博土学位。同年7月赴新斐德福城圣路加医院任外科医师。 1915年他回国,任上海哈佛医学校解剖学讲师。1916年再度赴美,先后任波士顿加尔纳医院、儿童医院、麻省普通医院和霍布金斯医院骨科医师。1918年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先后担任北京医学会、北京圣约翰大学毕业同学会、哈佛大学毕业同学会及华北留美学会秘书及美国医学会和骨科医师协会会员等职。 1920年他返沪开业行医,兼任西门妇孺医院、苏州博习医院和杭州广济医院骨科医师。1922年起先后担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总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及沪江女医学院教授。1927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医监理委员会委员长,1937年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和中山医院名誉院长等职。 牛惠生教授是我国最早的骨科专家,医德高尚,技术精湛,为中国骨科事业奋斗一生。陈赓将军1927年和1932年两次严重腿伤,辗转来沪求治,均由牛惠生教授与其兄牛惠霖精心治疗,终将伤腿治复。 1928年,他与其兄牛惠霖创办中国最早的骨科医院——上海骨科医院,拥有医师21人,护士24人,病床75张,全年住院病人近千人。1932年“一·二八”战争期间,牛氏兄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积极组织救护工作,在上海和苏州两地设立伤兵医院,指挥并参与救治大批伤病员。1936年在杭州广济医院创办残废儿童院,专门收治无家可归的残废儿童。 1934年身染白喉,继发慢性肾炎,病情日重,他仍积极参加医事活动。1937年日内瓦万国外科协会授予会员衔。同年5月4日病逝,设奠之日,医界特为之公祭。他遗嘱将所有仪器捐助杭州广济医院骨科,充实设备;图书资料全部赠予中华医学会图书馆。其夫人徐蘅女士捐赠牛院长遗款10000元给中华医学会充作图书经费。为表彰其功绩,中华医学会图书馆改名为“牛惠生图书馆”。1939年徐蘅女士又向医学会捐助4000元美金,支持骨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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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之教授 方先之(1906~1968),浙江省诸暨人。1925年,方先之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此后,他又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8年苦读毕业后留校先后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及讲师。1938年他被派往美国波士顿大学深造,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继续任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京协和医院被迫停办。协和很多知名医师纷纷到天津暂避。1942年7月1日,张纪正、柯应夔等原协和医院医师与方先之商议筹办的天和医院开业,意思是“天津的协和”。方先之负责骨科,兼看外科。骨科门诊开业之后,前来就诊者日益增多,骨科病床总是不够用,于是方先之决定自行筹办天津骨科医院。1944年8月1日,天津私人骨科医院开业,方先之任院长。 方先之在骨科医疗事业上的贡献很多:他对骨科进行分类,建立了现代骨科建制;他对骨肿瘤的分类简明扼要,人称“方式分类法”;他在全国首创“切开复位及内固定”手术疗法,使关节骨折的治愈率与功能恢复率大为提高;他反复进行疗效监测,推进中西医结合骨折疗法等。而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首创了骨关节结核病灶手术清除疗法。 1950年,方先之首批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在前线,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骨科专家缺乏,很多伤员未能得到及时准确的救治,一些不该截肢的伤员被截肢了。方先之感到非常痛心,同时深感培养骨科人才迫在眉睫。回国后,他联合国内部分骨科专家,联名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成立骨科医师进修班。 1953年,卫生部委托方先之在天津创办了骨科医师进修班,到他去世时,一共办了15期,每期40人。这些学员如今分布在全国各地医院,成为我国骨科医学权威。 按照方先之的主张,骨科医师进修班边上课、边实习,每个学员都要进病房。方先之亲自制定教学计划,编改讲义,亲自讲课,他要求主讲大夫们每年都要在讲义中补充新材料。每一位主讲大夫讲课时,他都准时去听,有的讲稿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定稿。方先之还制作幻灯并示教手术,作直观教学。为交流进修医师间的学术成就,方先之在1957年创办了《骨科进修通讯》,作为进修班的学术刊物。这本杂志在1961年改为《天津医药杂志骨科附刊》,是《中华骨科杂志》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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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六人小组前排左起:胡兰生、朱履中、牛惠生后排左起:任廷桂、孟继懋、叶衍庆又逢清明柳色新, 翩翩身影化为尘。 唯有追忆几多苦, 一束菊花祭香魂。 清明,一个哀思悼念的日子,让我们借孟之媛的《清明节》一诗,来追忆那些载入中国现代骨科事业史册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十九世纪末,英、法、美、德等国陆续在我国开办了医院和医学院校。1921年协和医院外科成立了骨科和泌尿外科专业组,这标志着骨科在中国开始成为外科中的独立分科。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为适应抗战需要,中华医学会总会(上海)于1937年成立了骨科小组,由牛惠生教授、胡兰生教授、叶衍庆教授、孟继懋教授、任廷桂教授和朱履中教授六人组成,积极参加伤员的救治工作。此后,骨科小组在我国担负起骨科伤病防治和相关研究等重要工作,为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我国骨科学会最早的雏形,标志着骨科在我国开始并逐渐成为独立的专科。一大批学有所成的骨科前辈,从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中走来,陆续在各地扎根开花,他们在骨科各个领域钻研探索,尽心尽力培养学生,一生桃李满园,著作等身,成就卓越。在这个缅怀逝者的日子,骨科在线搜集整理了已故的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和名誉顾问的资料,以及邱贵兴院士在《中国骨科发展史简要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及的部分在中国骨科启蒙阶段做出卓越贡献的骨科泰斗,以此对他们做出的丰功伟绩致敬!由于年代久远、准备时间有限,一些先辈的资料难以收集,故未能一一录入,对此深表歉意!若您的先师、祖师或所在医院的老前辈也曾在骨科领域功绩卓越,也可将您的缅怀文章、前辈照片及图片说明发送至:orth@orthonline.com.cn,我们将在骨科在线网站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