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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收入到底是偏高还是偏低?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但就在不久前，由本报发起的一次读者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医生收入水平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只有129票，占9.5%;认为医生收入水平不能体现医疗行业特点的有1057票，占78%。这说明，大多数人认为现行的工资待遇并不能充分体现医生的价值。　　“我不否认有个别医生的确是高收入人群，但绝大部分医生的收入并不高。”原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莺曾爆料说，住院医师刚毕业的前三年，工资加上夜班费，收入在2500元~2800元之间，没有额外收入，这个收入对于一个在顶级医科大学就读了七八年的毕业生来说是明显偏低的，这也是导致医院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际上，医生收入通常是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7倍。即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医生也收入不菲。一项20834名从业者参与的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薪酬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医生平均年收入为67516元，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医生平均年收入分别为56318元和49347元;88.4%的医生对自己的收入表示不满意。　　从工作量来看，2014年全国的就诊人次已达到78亿人次，而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仅2.06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仅2.05人，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与薪酬水平不成比例。“活多钱少”是医生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由于医生的待遇低，一系列尴尬现象也由此产生，从而影响了患者的就医效率和就医质量。如今，负荷大、收入低，已经让医学专业越来越难以吸引到最好的生源;基层医院人才短缺，也由于待遇低，不仅对毕业生缺乏吸引力，也导致优质人才沉不下去。　　也有人认为，虽然医生工资收入看起来不高，但却能拿到不少灰色收入，不应该再提高他们的收入了。但如果真正体现医生技术劳务价值的阳光收入不提高，而让医生通过依靠药品和检查提成来弥补收入的不足，必然会对医务人员形成错误的激励，滋生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现象，不断推高医疗费用，甚至还会对患者构成医疗伤害。通过合理提高医生技术劳务价值，让医生收入断绝对“药”“检查”的依赖，应该说是杜绝上述现象的一种制度选择。　　当然，在合理提高医务人员收入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规范医务人员的收入，遏制获取灰色收入的医疗腐败行为。为此，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行业层面，都已出台不少的政策措施。比如，深化医改，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新机制，降低虚高药价;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布《公立医院预决算报告制度暂行规定》，要求不得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直接挂钩等。而关键是，要让这些好的改革路径和制度从纸上走进现实，才能给医生的阳光收入营造一个好的土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生的收入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对生命的尊重程度。一个能让人们以生命相托的人群，理应可以通过技术服务获得较高的收入。为此，尽快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和加大政府投入，是提高医务人员收入的两条主要渠道。而首先应从提高体现劳动含金量的“人工服务”价格入手，比如挂号费、手术费、咨询费、护理费等，让医务人员光明正大地获取有尊严的合理收入。　　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足够多的优秀人才愿意当医生，乐于投身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而患者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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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智医生在门诊与患者交流。陶继东摄　　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医生微信群里，常有关于医生的片断信息在流传：有人连续10多个小时在手术，有人出门诊腾不出一丁点时间喝口水;有人凌晨2时打出一个胜利的手势，有人清晨6时发出一个奋斗的表情……在点赞之余，也有人不忘提醒——“工作之外，这些医生还是儿女、父母，是家庭的一分子。他们尽最大的努力满足患者的需求，有时却无法满足家人一个小心愿”。这不，他们中一位医生就饱含愧疚，给自己的孩子写了一份“保证书”。字里行间流露的，却是对医生职业的大爱。——编 者　　亲爱的笑笑：　　对不起!又是连续两个“夹层”夜：昨天晚上收了3位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加班到晚上10时;今天做这3个夹层手术，做完又到了晚上11时。回想周末那两天，也是这个节奏。　　我承认我是铁打的，但你不是。我经常会内疚：如果说作为医生的我幸福感来自治病救人，那作为我的宝贝，你的幸福感又来自哪里呢?　　回想你成长的每个瞬间，爸爸总会内疚。　　你喜欢看《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可爸爸却从来没有带你去过远一点的地方。春游也只是在中山公园。因为那里离医院近，万一病人有突发情况，我能最快地回去急救。这两年过春节的时候，爸爸都会陪你去看《爸爸去哪儿》大电影。看完后，你总会开心地跟着唱“他的手掌有一点粗，牵着我学会了走路”，可我听着，心里却不是滋味。　　你8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就去德国学习了，到你两岁才回来，当时你已经会走路了。那时牵着你、教你走路的人不是爸爸。都说父爱如山，可我却从来不是你坚实的臂膀。　　你3岁时上了医院的附属幼儿园，我很开心，因为幼儿园离我的病房只有不足300米的距离。现在你6岁了，已经上大班。这3年来，我却从没有送你上过学，也从未接过你放学。就连有一次你在幼儿园突然吐得很厉害，老师着急地打电话通知我来接你时，最后也是你妈妈花了一个多小时从单位赶了过来，而那时的我，就在离你那么近的手术台上。本是几分钟的距离，而我3年间竟然都没有去过。　　记得有一天晚上10时多，病房里有一个刚做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小宝宝突然发烧，需要我留下来观察。你妈妈心急如焚地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在家里也发烧了。我很想回家看你，带你去看病。但病房里的小宝宝只有3个多月大，刚刚闯过一道生死关，这次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所以，我必须陪着她。那时，爸爸虽然担心你，但爸爸除了是笑笑的爸爸，还是一位医生。所以我把她当做了你，守护她的健康就像是守护你的健康一样。这点，你长大了一定能懂。　　得知你的理想是当一名儿科护士去照顾小宝宝的时候，爸爸觉得既心疼又欣慰。一想到将来的你也会像爸爸一样忙碌，没有办法照顾家人，爸爸很舍不得;但爸爸知道你已经懂事了，知道医务人员的职责，也不会在爸爸需要临时离开你去加班的时候哭哭啼啼，还学会了照顾别人，心里觉得很欣慰。　　你经常会关心地问我：“医院的事情做完了吗?”我不敢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紧急情况要待命。经常是很多天没办法看到活蹦乱跳的你，因为我上班时你还没醒，而我回家时你已经睡着。但我保证，我每天都一定会跟你说两句话，就是“早上好”和“晚安”。虽然我说的时候，你是闭着眼睛而我是湿着眼睛的……　　有时，你看到我接电话，会主动说：“去吧!”爸爸很愧疚，但也很感动。其实，病房里的其他叔叔阿姨也和我一样，早上7时到病房，晚上10时出病房是常态。我们都知道，医生亲切的问候及目光能给予病人无穷的力量和莫大的鼓舞。在与疾病对抗的战争中，他们更需要我们。　　等你长大，等你成为一名医务人员，你一定会更加了解爸爸和爸爸的同事们。你会因为病人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而欣慰，会因为病人一次真诚的点赞而鼓舞，更会因为他们能顺利康复出院而满足，为他们的生命重新绽放光彩而祝福。到那时，你会发现，那些平日里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的匆匆脚步，那些对家人无法实现承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你和妈妈、爷爷、奶奶的理解。在爸爸心中，值得点赞的真不是自己，而是我的家人。是你们的默默牺牲成就了医生的治病救人，是你们的无私奉献让更多家庭幸福。爸爸在心里为你点赞!爸爸也保证一定会多抽一点时间来陪你。因为再不陪你，你就长大了!　　保证人：爸爸　　(注：郑智，38岁，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　　读信感言　　妻子的话：我替笑笑看了你的保证书。看完我已经眼泪盈眶。说句心里话，在嫁给医生前，我是多么憧憬家里有个医务人员啊，健康问题、看病问题都不用发愁了。但事实却是另一番情况：结婚以来，你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医院;每次给你打电话前，我都要犹豫好久，生怕打扰到你;哪怕你回了家，也是匆匆吃完饭便钻进书房;周末就更不必说了，每次我问你要不要一起带笑笑出去玩，你的回答都是“没空”、“没时间”、“走不开”、“很抱歉”。之前总是抱怨，你这医生没让家人享受到看病的便捷。如今6年过去，我不抱怨了，因为你已经把我培养成一名“儿科医生”了。你通过电话教会了我怎么观察孩子的体温、怎么看扁桃体、怎么做雾化、怎么局部涂药……或许这就是当医生妻子的小小好处吧。有时很累、很辛苦，真的想抱怨，但你一回家就说起哪位病人康复出院家属很开心，哪位病人死里逃生如何对你感激不尽……看你傻傻开心的样子，我也就没了脾气。　　同事的心声：　　魏 翔(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我和郑智一样，也是一位父亲。通常培养一位心脏外科医生需要10年时间，而这往往是我们的孩子成长的关键10年。我们与孩子在两条平行线上共同成长，却无法交叉。有时我会想，我们的努力都没能奉献给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而是给了更多的家庭，让更多的家庭圆满。　　潘友民(心脏大血管外科医生)：我们一年365天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有时累了回家躺在沙发上，甚至话都懒得和家人说上一句。我女儿现在已经读研究生了，从小到大几乎她所有的事情都是和她妈妈商量后决定的。我似乎是个家庭的局外人。对此，我很愧疚。郑智写给女儿的话让我看到我们的家庭特别是孩子对我们职业的付出，更重要的，是一种理解!　　严 丽(急诊科女医生)：绝大多数医生可以很自信地说：“对病人，我们问心无愧。”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却是我们永远愧对的。我永远都会记得，我父亲心绞痛发作，年迈的母亲搀扶着他在医院四处辗转，而我在值夜班;我儿子高烧41摄氏度，我爱人带着他在儿科门诊排长队也没敢通知我;孩子上了4年幼儿园，我接孩子的次数屈指可数，以至于一周前我去接孩子时居然走错了路，在幼儿园附近绕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地方……作为医生，个人的所有都必须为患者让路。　　(文字由健康报记者蔡 敏、通讯员常 宇整理)　　后 记　　去小我而拥抱慈悲　　健康报记者 蔡 敏　　医生与父亲，责任与亲情……没有哪个职业像医生一样，将人类的苦难牢牢地背负。上天为设计解除痛苦的方法，准备了聪明的头脑;为安抚饱经病痛与忧患的心灵，准备了温柔的心肠与充满爱的双手。　　一位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其职业成长期正当他们为人父母、为人妻夫之时，需要面对孩子的成长与父母的老去。然而，医生的职业特征包含高风险与高压力，加上目前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的不和谐普遍存在，很多从业人员受到挫伤并感觉身心疲惫。年轻医生身处临床一线，他们唯有将小我与情感搁置，才能全身心投入治病救人的事业。这对年轻人来说，不啻为一场残酷的考验。　　“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在这个使命当中，用心要如同用脑。”医学的确是一个劳心劳力的职业。比起处理疑难杂症，更难的部分是医生在自己都无法完全掌控局面的情况下要帮患者判断取舍，输赢的赌注还是人的生命。在医学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成功或者失败。而年轻医生之所以被这门不完美的科学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想要抓住毎分每秒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让这个人过得好。　　尽管有调查显示，近八成医生不愿意子女学医，但值得欣慰的是，从这位医生写给女儿的“保证书”里，我们看到了作为医生的爸爸对职业的由衷热爱、对病患的不离不弃，更看到了女儿的理解、家属的付出和同事的认可。医生体会病人的痛苦和不易，也是需要阅历累积的。也许对这些年轻的医生来说，把对家人的遗憾转化对病患的帮助，才是与自己内心“求和”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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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发布了针对93家二级以上医院去年住院服务的DRG评价结果，北医三院、协和医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和天坛医院排名前5。据悉，DRG排名可实现医疗服务能力、效率和医疗安全三方面的评价。　　北京首次发布93家大医院“疾病分组”排名，实现医疗服务能力等三方面评价　　新京报讯 (记者温薷)4月8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发布了针对93家二级以上医院2014年住院服务的DRG(疾病诊断相关组)评价结果，其中，北医三院、协和医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和天坛医院综合排名占前5席。　　93家大医院首试“疾病分组”大排名　　4月8日，北京市2015年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毛羽通报对全市93家二级以上医院DRG(疾病诊断相关组)评价结果。其中，综合排名第一位的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二至五名分别是北京协和医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和天坛医院。　　如何实现对这些医院的“大排名”?据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在对2014年北京市医疗机构住院服务的绩效评价中，引入“DRG”的分组方法，从而令医院之间的医疗服务能力可“横向比较”。　　据了解，这种利用被称作“DRG”的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方法，能将不同医疗机构中、相似的病例分到同一个组别。基于这样的分组，卫生管理部门就可以在DRG系统的帮助下，对不同的医疗机构进行较为客观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价。　　相比网络上众多“医院排名”而言，北京市卫计委表示，“DRG排名”的专业性在于，它可以实现医疗服务能力、医疗服务效率和医疗安全共计三个方面的评价。而此前，针对医院的相关排名往往依据的是患者满意度等较为单一的因素。　　据悉，这也是北京卫生部门首次发布基于DRG的医院评价排名，在全国各省市也属率先尝试。在评价中还发现，北京协和医院诊疗疑难杂症患者数量最多，北医三院的管理效率最高，宣武医院的医疗安全做得最好。　　“单项排名”北医三院四科室居前　　对患者来说，更引人关注的，往往是哪家医院的相关科室“单项排名”最强。4月8日，除了DRG综合排名以外，北京市卫计委还公布了各大医院的分科“单项”排名情况。　　记者看到，在总共7个科室的“PK”中，综合排名第一的北医三院，在四个科室的排名前“三甲”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按照主要科室的排名情况，北医三院的消化内科、骨科均居首位;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位列第一;神经内科则是宣武医院“夺冠”。　　同时，协和医院的呼吸科、安贞医院的心内科、北京妇产医院的妇产科，均成为相应科室的“头名”。　　■ 解读　　能否作“市民就医指南”?　　对普通患者而言，这样的排名是否有直接的就医借鉴意义?据了解，虽然，目前北京市卫计委并不鼓励患者“扎堆”大医院，而是引导患者有序就医;但客观来说，DRG排名确实能够“专业”地反映医院医疗服务效果高低。　　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4月8日表示，借助DRG分组手段，可以对各个医院按照疾病不同轻重、种类进行分组，从而得出像费用、治疗时长、安全等排名。由此，对于老百姓关心的看病质量、诊疗安全等问题，DRG排名能具备借鉴意义。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反映的就是同样一种疾病，到底哪个医院治得更好、费用更合理。”　　周子君认为，“DRG排名”目前在国内还是比较少见的，由于它是基于诊疗效果、综合评价来进行医院之间的比较，“可以看作是目前最为科学的一种排名方式。”　　政府部门可以如何应用?　　“DRG排名”形成之后，政府部门可以如何应用?周子君表示，在政府对医院的绩效考核中，DRG分组方式可以帮助考查医院的安全、费用等多个指标是否合理。　　记者4月8日获悉，原卫生部2011年即已出台文件，要求推广在医院评价中，采用DRG分组方式。文件指出，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不同的医疗机构、不同的诊疗专业进行较为客观的医疗质量、服务绩效评价比较，并应用于付费机制改革。当年，原卫生部在医院等级评审中，即引入了DRG评价系统。　　二级以上医院DRG排名　　综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和天坛医院　　消化内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友谊医院、协和医院　　骨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天坛医院、三博脑科医院、宣武医院　　神经内科　　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呼吸科　　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朝阳医院　　心内科　　安贞医院、阜外医院、朝阳医院　　妇产科　　北京妇产医院、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密云县妇幼保健院、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DRG档案　　DRG中文译为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简称DRG)，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研发的一种管理工具，主要应用于短期住院医疗服务绩效评价及医保付费管理，目前在德国、法国等世界上很多国家广泛应用。　　“DRG排名”如何形成?　　北京市卫计委表示，首先，DRG的分组是以出院病历为依据，综合考虑了患者的主要诊断和主要治疗方式。　　同时，还要结合患者的个体特征如年龄、并发症和伴随病，根据疾病的复杂程度和费用情况，将相似的病例分到同一个组(DRG)中。　　之后，基于这样的分组，相当于将各医院对同一组的疾病诊疗“放”在了同一平面上，卫生管理部门即可对各医院医疗服务绩效评价进行比较。　　北京市卫计委还表示，北京此次在各医院基于DRG的排名中，主要反映了三个因素。　　1、医疗服务能力：使用医院收治患者所覆盖的DRG组数代表该医疗机构治疗各种病例类型的范围，用所有病例的平均权重数(CMI)代表收治病例的技术难度。　　2、医疗服务效率：用同类疾病花费高低和住院时间的长短代表医疗服务的效率。　　3、医疗安全：将全市所有病例内死亡率较低的DRG组定义为低风险组，以低风险组死亡率评价各医院的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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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DrSong的微信公会号发布了一篇题为《外国友人也会给医生送红包?是的!》的文章。文中一位在中国工作8年多的德国人在接受了急性坏疽性胆囊炎微创手术康复出院时竟然给医生留下了一个1万块的红包。要知道，德国可是出了名的不存在医生收红包现象的国家之一。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中国给医生送红包的风气究竟有多严重。　　不幸生病了，去医院找个好大夫，塞个大红包——对国内很多病患家属来说，这似乎成了看病的潜规则。2015年4月，一条关于“医院拒收红包，将红包转入病人住院押金”的微信引起人们关注，纷纷“点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多数人对红包的厌恶，对“干净”就医的渴望。　　病人为什么会送红包?　　1、社会风气如此，不送没有安全感　　冯先生去年突患腰椎间盘突出，经熟人介绍找京城某三甲医院骨科主任级专家手术。为“花钱买平安”，他私下分别给主刀医生和麻醉师送了红包，冯先生说，其他亲朋好友别说做手术了，就连到大医院看门诊都会给医生送卡、送红包，“这样医生才能多和我们说几句，耐心些，而且好像约定俗成了，大家都这么做”。很多人都像冯先生一样，认为送红包就是看病的潜规则，大家都送，如果自己没送，就害怕医生不尽力，很没有安全感。　　2、希望得到额外的照顾，尽快把病治好　　李先生患了淋巴瘤，想到上海某大医院治疗，但是床位有限，6周后才能住院进行放疗和化疗。但是，病情紧急，多等1-2天，肿瘤细胞就多长一倍。李先生家属送了一个红包，第二天李先生就得以入院进行治疗，节省了来回的路费和院外的旅馆费，还能得到早日治疗，增加痊愈的机会。李先生认为，这个红包送得很值，一点也不后悔。　　3、医生医德差，暗示病人送红包　　张先生患了食道癌，住进北京某大医院。病人住进病房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主任还是不安排手术，他不断找病人家属谈话，询问病人的家庭情况，并反复说现在当医生如何辛苦，最后病人家属在他办公室里给了他一个红包，第二天就安排手术了。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家属是属于不愿意或不懂得要送红包，但是医生自身医德很差，想通过红包“创收”，因此，病人无奈，不得不送。　　4、疾病痊愈，对医生表示真心感谢　　赵先生骑自行车时被一汽车撞了，住进了苏州一家大医院。病人被撞得颅骨骨折，硬脑膜外血肿，陷入昏迷状态。医生进行了紧急开颅术，清除了血肿，二天后病人醒来了。第三天，家属找到了病人。病人和家属对医生很感激，想送个红包或者礼物给医生表示感谢。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家属送红包纯粹自愿行为，表示的是对医生的真心感谢。　　医生为什么会収红包?　　1、正规收入太低，通过红包补贴收入　　有学者曾调研发现，中国医生正规收入上是世界上最差的。发达国家医生的收入是中国同行的40倍左右，香港的医生收入是内地的22倍，台湾是大陆的14倍。不少人提出，医生的年薪应为公务员年收入的2倍到4倍，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倍到6倍，这样才能体现出人的价值及医生的价值。但实际上，中国医生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19倍，离这一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　　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说：“我是博士生，目前在一家大医院工作，但我每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我读了21年的书，这样的收入还不如外面一个摆地摊的。当病人主动送红包时我就收下了，我就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正当收入吧，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我把手术做好，尽心尽职的为病人治病就行了。”　　2、受社会风气影响，理所当然収红包;或让病人安心，暂时收红包　　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请客送礼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收受红包，已经成了社会风气。红包现象不只是医疗系统的特例，公安、政法、工商税务、交通、教育、能源、电力，甚至科研等领域，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人收受红包。有些医生受此影响，对红包来者不拒。　　虽然医院规定医生不能拿病人的红包，但是没有详细的说明或者制约。再说，送红包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事，就像男女之间的事一样，只有你知我知，外人无法知道。医院领导一般都是睁一眼闭一眼，不出人命就行。所以，红包不拿白不拿，拿了可以改善生活，补偿工资的不足。　　另外，有些病患家属不送红包就不安心，害怕医生不尽力，因此，为了让病人安心，有的医生就暂时收下红包，待病人病情好转之后返还。有个著名的骨科医生曾做过一个实验：手术前，他把红包收好;待病人痊愈出院时，他把红包还给病人。80%的病人接收归还的红包，20%的病人坚决不要归还的红包。这说明，大部分的病人是不愿意送红包的，病人送红包是买个放心。　　医生收红包是中国特色吗?　　医生收红包，不但严重损害医生形象、恶化医患关系，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但其实红包在国外也不鲜见。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曾研究发现，病人送“红包”是一种扭曲的模式，是一种特有的“灰色市场”，这种情况在东欧国家尤其常见。　　科尔奈教授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医生的收入分为两块：合法收入和非法(半合法)收入。在发达国家的传统市场经济中，医生是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但在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医生在正规场所的收入仅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3-2.0倍。这种相对较低的收入比例，使医疗工作者非常不满。其实中国面临的也是这种情况。　　正因为如此，病人就试图通过送“红包”来影响医生，以得到更及时、更多的医疗服务，为自己争取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医生感到自己的工资收入，与其他人的收入有较大差距，对病人送的“红包”也就照单全收了。　　医生的这种第二种收入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非常广泛。1994年波兰医生的“红包”收入与其正规收入几乎相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人几乎60%-70%都会向医生支付“红包”;1998年匈牙利的一项调查表明，医生的“红包”收入超过他们正常收入的1.5倍，而且还是保守估算的数字。　　科尔奈教授认为，“红包”现象是封闭社会残余的象征，它以一种极端明显的形式表现出这种社会的隐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公共事务与众隔绝、人际关系被玷污、信任度受损害、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受冲击、朴素而诚实的话语逐渐消逝。医生与病人在这种“隐蔽性的市场”中，成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合谋者”，使金钱秘密地流动在国家税收系统的控制范围之外。　　“红包”现象的发生率与发展程度及治理“红包”现象的进展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标准，可谓是一个国家卫生改革进展的“晴雨表”。更为主要的是，它还表明了国家结构转型、社会道德进步及其政治领域立场的变革情况。　　英、美、德医生如何做到不收红包?　　综观世界各国的卫生体系，没有“红包”现象的国家比比皆是。这些国家卫生体系的结构有三种类型：一是以英国为代表，其卫生体系是高度集中的国有化体系，国家通过收取税金来支付给医生可观的工资收入，医生不收“红包”。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其卫生体系的核心是建立在传统的俾斯麦模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在这种卫生保障体系中，医疗组织与健康基金组织之间就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时地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其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　　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卫生体系结构，其大多数卫生经费来自分散的私人健康保险组织，这种市场形式为医生提供了公开化、商业化、优厚的工资收入。具体来说，保障美国医生不收红包的条件主要分为以下五点：第一，美国有医生的自律组织，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种;第二，医生在美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丰足的经济地位;第三，在美国人们的收入及消费大多是通过信用卡来进行的，包括工资和各种收支，现金很少流通;第四，美国医生在开始接受医学教育时，医学伦理教育就始终与专业课同步进行，目的在于解决“谁来救治‘救治者'”的问题;第五，美国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　　上述三种卫生体系结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高透明度。如果卫生经费来自税收，纳税人能够知道收了他们多少税、有什么法律依据。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卫生体系中，卫生经费来自保险金，被保险人要清楚支付多少保险金，可以享受哪些类别的医疗服务。我国抑制红包现象的相关政策　　随着病患送红包、医生收红包现象越来越严重，已经不是仅靠道德呼唤就能够抑制的。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加强监管，颁布一系列相关的政策。2012年8月1日，当时的卫生部就《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引发社会极大关注。　　2013年年底，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严肃行业纪律，促进依法执业、廉洁行医，针对医疗卫生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以下简称“九不准”)。其中包括不准收受患者“红包”等内容。　　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要求5月1日起开始实施。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时须和患者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各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须设立统一投诉电话，并印刷在协议书上，医患双方的协议书，要纳入病案管理，归档保存。　　协议参考文本包括两部分，一是医院承诺秉持平等、仁爱、诚信的职业精神，以患者为中心，尽心尽责为患者治疗疾病。廉洁行医，不接受患者及其家属的“红包”、贵重礼品。另一部分是患者承诺积极配合诊疗活动，如实提供病史等信息，尊重科学，对疾病诊断治疗中客观存在的危险作出慎重理智的决定。尊重医务人员，服从管理和安排。不向医务人员送“红包”、贵重礼品，共创廉洁和谐的医疗环境。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指出，收、送“红包”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不能指望通过一纸协议彻底根除。但这一措施对医生群体是一种警示，对患者，特别是那些在“送还是不送”之间纠结的患者来说也是一种提醒，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如何真正彻底解决“红包难题”　　如今，红包现象确实已成为医疗体系中一项挥之不去的恶疾。通过签署红包协议，让医生与患者之间能够比较阳光地谈论红包问题，虽可从一定程度上化解困扰患者心中的一些心结，但想要彻底解决“红包难题”这是远远不够的。想要真正杜绝红包现象，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1、提高医生正规收入，加强医生地位　　有数据统计，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平均年收入为￥67，516。2009年，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称，逾9成医生认为付出与报酬不相符，4成想辞职。这项调查揭露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医生成长起来不容易，本科医学生需要读5年，博士医学生需要读8年，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因此，提高医生正规收入，加强医生社会地位是解决“红包难题”的基本环节。　　2、解决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平均分配医生资源　　送红包的一般是针对大医院专家级医生，这样的医生目前是稀缺资源。与任何市场关系类似，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必然形成卖方市场的格局，甚至在一些特殊领域、特殊病种中，出现绝对垄断的局面。我国千人拥有医师1.2个，发达国家是2.8个，中等国家是1.9个;我国千人拥有床位2.4个，发达国家7.4个，中等国家3.7个。这种供给与需求长期严重的不均衡，才是“红包纠结”与医患矛盾的根与源。　　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制定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是推动深化医改向纵深发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打造健康中国的一项重要举措。　　《纲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资源现状，统筹不同区域、类型、层级的医疗卫生资源的数量和布局，首次明确了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的建设数量和规模，即：每个行政村应当设置1个村卫生室。每个乡镇办好1所标准化建设的乡镇卫生院，在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或每3万至10万居民规划设置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级原则上设1个县办综合性医院和1个中医类医院。地市级区域依据常住人口数，每100万至200万人设置1至2个市办综合性医院，含中医类医院，服务半径一般为50公里左右。地广人稀的地区人口规模可以适当放宽。省级区域划分片区，依据常住人口数，每1000万人规划设置1至2个省办综合性医院。《纲要》还指出，到2020年要实现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2.5人，注册护士数达到3.14人，医护比达到1∶1.25，市办及以上医院床护比不低于1∶0.6，公共卫生人员数达到0.83人。《纲要》的颁布将有效平衡医疗资源，是最有希望根治“红包”现象的办法。　　3、加强监管和惩罚力度，严禁医生拿红包　　目前，红包现象之所以会泛滥，有一部分原因是现有的惩戒机制作用十分有限，收红包所面临的风险和代价比较低导致的。因此，要加大惩戒力度，一旦查实收受红包就终生吊销其行医执照，通过制度使医生们根本不敢收受红包。这些做法虽并无新意，但在国外特别是医疗体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正是通过这些方法保证医生不收红包的。此外，患者也应该积极举报，发挥监督作用。　　4、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对医生信任度　　医生其实并不是都要拿红包才能看好病。医生真的会那么黑心故意遗留手术器械、纱布在体内吗?事实上，医生不拿红包其实也很难“故意做坏事”。　　医院临床过程中必须做到的“三查七对”基本原则，它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以来是医疗工作中最最重要的制度，护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三查是指：操作前查、操作中查、操作后查;七对指的是：查对床号、查对姓名、查对药名、查对剂量、查对时间、查对浓度、查对用法。除此之外，手术室内还施行12项的查对制度!接收病人时应查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床号、住院号、术前诊断、手术部位、手术名称、药敏试验结果、术前带药、备皮及所带用物。做手术前、做手术时和手术后都要求清点手术器械和纱布敷料无误后方可结束手术。所以，只要是一家正规操作的医院，医生不拿红包就黑心操作的事情发生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除了让公众知晓这些医生的“底线原则”，国家还需要加强科普宣传，让社会公众懂得红包的危害性。红包现象的不断严重只会让医疗卫生系统变得更加不公平和黑暗，只有从源头出发，才能抑制这种现象的蔓延。另外，公共媒体平台应减少一些医患纠纷报道，不应该渲染和夸大医疗纠纷事件，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　　让我们的红包在阳光下送出　　日本小说家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有一句话：只希望能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让我们的红包也这样吧，希望我们以后送出的红包都是因为感谢，而不是惴惴不安，在昏黄的灯光下，躲躲闪闪地送出，让医生更有成就感，让病人更心安。